29 弹性“收兵”

墓葬中的随葬兵器，兑现了岳麓秦简中“私挟县官兵令”所记——赐于县官者得私挟，属于“葬之以礼”“器以藏礼”。我的老父亲曾入朝作战，因作战勇敢受到奖励，奖品包括当次战役中缴获的一片美军降落伞，他终生将之视为至宝，我十分理解为何墓葬中会有兵器。

这类墓葬出土的兵器往往不止一件，似乎还有一共性，铜器缺少鼎、簋、壶等传统礼器，更多见日用生活器、装饰品。而礼器是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要求使用者具备一定的身份、等级与权力；日用器、装饰品更多与经济条件有关，买得起就行。

1978年，在今陕西宝鸡市凤阁岭发现两座洞穴墓[1]，一座出土铜戈、弩机、剑、蒜头壶。铜戈内两面刻有铭文，字体草率，纹道极浅，纤细如发。一面刻有“武库”二字，另一面刻有“廿六年，陇栖守某告（造），西工宰阉，工某”。戈的形制、铭文体例及风格都属“秦式”，铸造年代恰逢统一当年。

1983年，在今湖南省汨罗市永清墓区M36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铜镜、半两钱、剑、戈（附镦）、带钩、印章、蒜头壶，还有礼器鼎、盒、豆、壶各10余件，却均是陶质，烧制温度较低[2]。

蒜头壶是战国晚期秦人独创的一种容器，壶口做成蒜瓣状凸起，腹部或圆或扁，用于盛水和盛酒。扁腹与现代军用水壶一脉相承，有耳可系，适于行军携带，汉中杨家山赵忠墓出土过两件。既有顶级版弩机，又有扁壶，我笃定赵忠绝对出身行伍，每次站在“将军俑”面前，我脑海里总会带入他。

装备精良的秦军，自然离不开铜剑。剑属于短兵器，双刃，尖锋。可斩可刺或还用于投击，适合近战、格斗、卫体。相对于“止戈为武”，秦汉前后的历史时期，佩剑更多具有象征身份、地位的意义。《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良夫拜见太子时**衣服，而且没有解掉佩剑就吃饭，因而违背了礼仪，最后因此而丧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因为宋国杀了自己的使臣，气得鞋也忘了穿，剑也不带了，一甩袖子飞跑出宫，准备亲自远征，他的随从人员连忙捧着这些必需品去追。男子普遍佩剑以标志身份，不可须臾离身。

秦王政13岁登基，9年之后开始亲理朝政，在旧都雍城举行加冕仪式，庄重地戴上了王冠和宝剑，可见佩剑关乎礼制仪轨。另一则故事发生在咸阳城大殿上，秦王接见荆轲依然背负长剑，并得以化险为夷。

考古学者徐坚出版过一部著作——《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他认为东周以前的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不可高估战争实用性。比如一把带黄金手柄的刀，表面看刀用于砍斫，具有实用价值，但是深入下去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程度和生产、流通、使用等经济关系。黄金手柄表明使用者的社会等级归属关系，而手柄以及刀刃上的纹饰和刻符可能揭示特定的崇拜、禁忌和信仰。一把带黄金手柄的刀由于采用了贵重、罕见的原材料，所以，对生产者和使用者而言，表达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就成了重心，相对地，就会抑制刀的技术和经济意义。

我深以为然。如果只从实用层面考察兵马俑坑中的铜剑，看它是否锋利、杀伤效果如何，看它如何“逆天”“难怪秦国军队战无不胜”，而不是看它技术之外的因素，我们永远看不懂兵马俑，永远无法走进秦始皇的世界。

我在兵马俑发掘期间手气不太好，只碰到过铜剑的残部。2017年调离之后，参加了咸阳城遗址一处墓地发掘，才终遂心愿。那时我并没有思忖到铜剑与礼仪——意识形态的关系，一度对秦始皇“收天下之兵”的成效深表怀疑。

在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被称作“百刃之君”“百兵之帅”。在武行中剑多作为防身性兵器，由于携带美观，所以名士贵族多佩剑，久而久之剑被大众视作有智慧、有内涵、有身份的兵器。

项羽是秦朝的一号危险人物，秦末下相（今江苏宿迁）人。少年时，叔叔项梁教他读书，但他学了没多久就不学了；项梁又教他学剑，没多久又不学了；项梁因此特别生气。项羽说：“读书识字只能记住个人名，学剑只能和一个人对敌，要学就学万人敌。”项梁于是又教项羽学习兵法，项羽非常高兴，但是只学个大概，不肯深加研究。司马迁对此评价道：“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由于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为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项羽叔侄二人在秦末带剑、习剑并不需要遮遮掩掩。

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至今犹存。经常见有些人在家中摆放镇宅宝剑，希望家宅平安，远离凶险和霉运。如果害怕金属杀气太重，也可以换成桃木质剑。“桃”谐音“逃”，据说趋吉避凶的能力更强。镇宅宝剑对生产者和使用者来说，丝毫没有战争实用性，只是在表达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销即熔化，锋指兵器；鐻是钟鼓架。秦始皇在咸阳熔销收缴兵器铸造钟虡铜人，史书都这样写。长年战乱，一定有兵器散落民间，一定有违社会稳定，必须严打。收兵政策合乎情理，似乎毋庸置疑。

“销锋铸鐻，维偃干革”，销毁谁的锋？维护哪里的和平？

由出土秦简，我们知道了此项政策始于统一前夜。收的标准有二：国家铸造，依然可用。残破的兵器勿买，因为不能用，能用的赎回，不白要。对于民间锻造的私人兵器，或许是因属私财，抑或许是质量不行，总之不在收兵之列，更无须强买。

知晓了收兵具体的落实细节，头脑风暴接踵而来。

打仗需要消耗大量的兵器装备。《孙子兵法·作战》提到这方面的损耗时说“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秦军分二路大举攻赵……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将王贲攻齐，俘虏齐王建，齐亡。从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到秦统一后的一段时间里，秦长期进行着频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备物资损耗量一定不小，回收无疑是最快捷、最经济的补充途径。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能省则省，秦始皇挺会算计，也是挺不容易。

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周书·武成》）

周武王姬发是西周的创建者，深受人民爱戴。面对商纣王的昏庸无道，姬发打出了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旗号伐纣，于公元前11世纪以武力灭商。成功之后宣布将作战用的马归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不再乘用，表示不再用兵，要致力于文治，此举是做了一场“放马归牛”行为秀。

嬴政步其后尘，毁城、杀人、收兵，三事相辅相成。战争必然会引起国家间、民族间的仇恨，一方面占领了其他国家的国都或重镇，保留原有的城隍、武器库，无原则地优待俘虏，无异于给自己埋雷；一方面昭示世人，天下已太平，兵器“示不复用”如画饼充饥，有精神抚慰的疗效。秦始皇在笼络人心方面很应付裕如。

通过表象看本质，收兵政策的实相有嬴政担负的军需压力，有疏解仇恨的善意，削弱天下反抗力量则成为附加收益。此外，“收兵”涉及的人员、器类还有弹性。

兵，有时指戟、刃、弓、弩4种，有时指除去剑、长刀以外的武器。人，有时专门针对新占领地区的百姓，言下之意即秦故地的百姓可以不包括在内。这倒不是地域歧视。有些新黔首人自己不争气，种地不勤勉、室屋不修缮，成天带剑挟兵，行为“非善俗”。这种最终解释权在政府的收兵实质，让我甚至有了些许赞同。

韩信，淮阴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与萧何、张良并列为“汉初三杰”。韩信能受**之辱，大体被作为了励志故事，早年因为家贫常到村长家蹭吃蹭喝，有一天杀猪的年轻屠户对他说：“你虽然长得高大，喜欢佩带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又当众侮辱他说：“你要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爬过去。”于是韩信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鸡汤”，三观不正，好高骛远，非善俗，对社会有什么益处？如何能受人尊重？早点收了他的刀剑未必是错。

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各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剑者，毋过各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论之。（岳麓秦简）

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最主要原因是秦孝公商鞅变法。变法使国力大增，战斗力所向披靡，而战斗力主要来源于具有秦国特色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军中爵位高低不同，甚至每顿吃的饭菜都不一样。当爵位到五大夫时可衣食300户的租税。如果军功杰出，衣食600户后可以养自己的家臣与武士。每个级别能不能带剑，能带多少，一一做出规定，八级公乘以上3柄，六级和七级别超过2柄，五级以下最多只能有1柄，除此之外其他的武器不能带，被允许带剑属于一种“特权”。

秦国的二十级军功爵位

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所以说，以往我们脑海里的所谓“收天下之兵”只是我们的想法，太僵化、太绝对了。1999年，湖北省荆州市肖家山清理了一批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一座年代为秦，葬具有一椁两棺。随葬品组合不仅有楚式铜壶、铜剑、木天平衡杆与砝码、玉牌饰，也有秦式铜蒜头壶、凤鸟纹铜镜。因为墓里有楚式铜壶、2柄铜剑，又有木天平衡杆与砝码，墓主人很可能是楚国故人[3]。对照律令，这位墓主人处于中等阶层，爵位应该在六到七级。

然（陈胜）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东汉·班固《汉书·徐乐传》）

如果戟戈内上有刃，韩国兵器自称为“戟刃”或“戟刺”，所以“棘矜”即“戟柲”。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穷小子陈胜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仅有戟把可使用，收兵之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真相也许是陈胜出身寒门，没资格佩剑。

[1]王红武，吴大焱.陕西宝鸡凤阁岭公社出土一批秦代文物[J].文物，1980（9）：94-95.

[2]湖南省博物馆.汨罗县东周、秦、西汉、南朝墓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1986（3）：45-86.

[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沙市区肖家山一号秦墓[J].考古，2005（9）：16-1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