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

兵马俑坑出土的兵器质量精良，令人咋舌于其时冶金水平，这是文物表现的考古学价值之一，价值之二在于那些铭款背后的故事。“物勒工名”制度下，铭款给我们引荐出诸位冶工、铸工等小人物。这些兵器来源比较单一，缺乏可想象的故事情节。

直到碰到了“十九年”戈，顺着秦国兵器这条线慢慢梳爬，我读到了很多被黄土淹没的精彩故事，想象出n种游戏方案，也开始跳出兵马俑坑去发现帝国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众多人物为之所作的贡献，看到了秦始皇先祖，比如惠文王、昭襄王；看到了把守边陲的地方官，比如临汾守、上郡守；也看到了地位更卑贱的人，比如隶臣。

昭襄王，本名嬴稷，幼年经历和嬴政接近，滞留在燕国做质子，苦哈哈，惨兮兮。公元前307年，武王嬴**意外去世，嬴稷意外上位做了秦王。执政早期的境况和嬴政也接近，没有实权，母后私生活不检点，与西戎王私通生子。不同的是，嬴稷有一位懂退让、顾大局的母亲，有军事能力强的靠山魏冉舅舅。

昭襄王在秦国的漫长历史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在位时间长，功绩卓著：先后战胜三晋、齐国、楚国，攻取魏国的河东郡和南阳郡、楚国的黔中郡和郢都；发动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又攻陷东周王都洛邑，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结束周朝800年的统治，秦帝国时代的版图因此而基本确定。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典故，例如鸡鸣狗盗、远交近攻、完璧归赵、毛遂自荐，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各地出土的兵器时不时地在提醒崇拜秦皇大帝的人，昭襄王也很重要。根据铭款和造型，这些兵器很多属于昭襄王团队出品，比如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廿三年家丞”戈、山西屯留“七年上郡守间”戈、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年“上郡守寿”青铜戈。

上郡位于秦国北部，最早属于魏国势力范围，以黄土高原地貌为主，夹在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带之间甚是尴尬，从魏文侯到秦公子扶苏、蒙恬，直至后来的大夏国赫连勃勃，无定河静静地流淌，见证了跨越几个世纪的人间纷扰。

大夏国

又称西夏国，11~13世纪党项族建立，前后共历十个皇帝，在西北地区称霸两个世纪，曾以统万城为都。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西夏不仅创造了轰轰烈烈的民族历史，繁荣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对北宋、辽国，南宋、金国以及回鹘、吐蕃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起到制衡作用。

由于军事压力大，上郡守多为著名大将担纲。多件兵器铭款提到的郡守向寿，与秦昭襄王是发小，是亲楚派。公元前307年，秦将甘茂带副手向寿攻韩，“斩首六万”，占据宜阳即今洛阳地区。到了第二年昭襄王上位，为了平复宜阳百姓的战后创伤，向寿继续在当地做安抚工作。

韩国国相公仲侈派苏代见到了向寿。苏代说道：野兽被围困急了是能撞翻猎人车子的。如果您不替韩国说好话，大不了国相受辱向秦国卖一次乖，说不定还可以得到秦国的封赐。万一国相死扛到底，发动私家徒隶豁出去了，对秦国尤其是您本人未必有好处。您别以为秦王最亲近您、最赏识您，只不过是因为他身边的樗里子亲近韩国，甘茂偏袒魏国，相对来说您还比较纯净。如果您重蹈这两位的覆辙，对楚国表现更多的偏爱却和韩国过不去，恐怕秦王也会心生怀疑。

也许正如苏代所猜，昭襄王忌讳向寿与楚国走得太近，开始派他北上，担负起上郡地区的管理。上郡历任郡守经常身兼数职，一边要率军打仗，一边还操心铸造兵器。

自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魏之上郡全部归秦之后，昭王守在这道国家的北大门，设下辖漆垣、高奴两县，众多兵工厂应运而生，所造兵器扩散范围极其广泛。这些兵器令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戈、一矛，1974年出土于广西桂林平乐县银山岭墓地[1]。

银山岭铜戈内正面横刻“江”“鱼”二字，年代在秦昭襄王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前277~前272年）之间。矛通体宽扁，脊两侧各有一条血槽。銎扁圆，上有圆孔，近叶处刻“孱陵”二字，年代在白起拔郢之时，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这两件秦兵器显系舶来品，缘何出现在岭南？有学者推测极有可能是从北边的楚地流传至此。平乐银山岭地处岭南山脉南麓，湘桂走廊东侧，北接楚地，既是战国时期南北交通的要道，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们被发现于广西，实际也佐证着昭襄王时期秦楚之间频繁、激烈的战事。

因为安徽的两件铜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围观了一场笔墨官司。1996年5月，安徽省桐城市发现了一座战国墓葬出土的一件铜戈，上有刻款铭文三行共18字：“十九年上郡守逪造，高工师竃，丞猪，工隶臣渠”。1998年在与桐城相距70多千米的潜山县再次出土类似的兵器，内一侧有“上”和“徒**”刻字，另一侧三行共19字：“廿四年上郡守瘄造，高奴工师竃，丞申，工隶臣渠”。“逪”“瘄”厘定为“错”[2]，是昭襄王时期上郡的地方长官。桐城与潜山两地相距不远，很可能是同一次军事活动遗留下来的兵器，由此也可见昭襄王时期秦国战线之长。

错从秦昭王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前291~前280年），一直在与魏相邻的上郡一带任秦将，先是担任左更，受命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魏国的轵地，继而攻打韩国邓地。安徽桐城与潜山出土的铜戈铭款说明：错在位期间主抓了上郡高奴县的兵器制作，提拔了工丞“猪”“申”为工师，工人中不乏鬼薪、隶臣身份的刑徒；兵器使用有统一调配。

魏昭王元年（秦昭襄王十二年），秦尉错来击我襄。（西汉·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秦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西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五》）

笔墨官司的焦点在错、司马错是一人还是两人上。错从昭襄王十二年（前295年）开始登上史册，至二十七年（前280年）之间一直活跃于战事，尤以魏国之地为多，称呼依时序为尉、左更、客卿，参与战事的时间、地点与白起在魏地的经历几乎密不可分，两人是黄金拍档。白起在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时为左庶长，次年升爵左更，迁为国尉，又次年升爵为大良造，爵位的增益始终早且高于错。

相对于错，司马错身上的光环更耀眼夺目。他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曾跟相国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得蜀即得楚，被后代军事学家誉为避实击虚战术的典范，开创了我国战争史上早期的战略大迂回战例。这场战争无论是战术决策，还是战役指挥都达到了超乎寻常的地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场大迂回机动战争。军事家司马错克服烟瘴虫蛇，鸟道险苦，从公元前301年开始，他厉兵秣马从成都平原直捣楚国后门。

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左更错和司马错同时出现于攻楚的战场上。错从南阳出发，司马错发兵蜀地。司马错命秦军绕过楚国在秦楚边境的大军，直接攻占楚国黔中郡，楚顷襄王被迫献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给秦以罢兵。由于历史记录得语焉不详，我们读这段历史，难免打心眼里敬佩一年之内司马错连轴转，从两个方向连续出兵，真辛苦。两次不同战场的攻楚之功，司马错独领**，左更错感到好气哦。

这场误会随着上郡兵器铭款释读，已经开始被澄清。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司马错连轴转的状态有些情理不通，开始怀疑司马错、左更错究竟是不是同一人。史书记载的人物难免有张冠李戴的讹变，仔细读过《史记》我们会发现，除太史公自序章节外，称司马错时不省略其姓，称错的时候不称其姓。自从公元1273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开始，错与司马错才越来越被混为一谈。

兵器铭款为大人物正名的同时，也把一些小人物卷了出来。物勒工名文字行尾是具体工人，考古出土的实物多了，按照制器年代排排序，竟然还可以看出他们起起伏伏的一些人生变故。比如这位（左牙右奇），是昭襄王时代上郡下属漆垣县兵工厂的小工人，昭襄王十二年（前295年）、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的多批次铜戈上注明身份是“更长”，到了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却成了“隶臣”。

更人，受刑的官奴；更长，小组长，更人之长，从刑徒中挑选指定的小头目[3]；隶臣，男罪犯，被强制在包括官府、官办、手工业等不同场所从事劳役。从昭襄王十二年到十五年（前295~前292年），（左牙右奇）越混越差，小组长被撤，再次沦为普通罪犯，似乎这个家伙劳动改造的结果不尽如人意。

稟衣者，隶臣、府隶之毋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金布律》）

秦代的囚衣为统一的赭色，冬夏各有一套。囚衣并不免费，需要自己交钱购买。发放办理时间规定为冬衣在九月到十一月，夏衣在四到六月，逾期不候。罪犯如要从官府领取衣服，则每人各按冬衣、夏衣的不同价格交钱。明码标价，成年男囚夏衣55钱、冬衣110钱，成年女囚夏衣44钱、冬衣55钱，买不买随意。隶臣妾中因老弱及年幼而不能自备衣，官府则按最低的标准发放。这条关于囚犯穿衣问题的秦律，对研究古代恤刑悯囚思想非常有用。

悯囚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组成部分，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秦法严苛，细如羊脂，多如牛毛，以致穿赭色囚服的人壅塞了道路，但秦法实践中完全不排斥悯囚，对普通囚犯多多少少有些“人道主义”精神，比如以劳役抵偿赀赎债务的那帮人，农忙时可以放假，一年可以回家40天。（左牙右奇）以罪犯之身依然可以兵器上有名，正是悯囚制度的体现。

秦国隶臣的刑期，有学者说是无期，有学者说只有三五年，我期望（左牙右奇）很快刑满能回家，没有什么能比回家更让人开心。他摸摸兜里的几枚半两，放弃了置换冬装的打算。那个时候毛乌素沙漠的寒风并不像2000多年后一般凛冽，有一件赭色苎麻夹衣也能凑合过冬了。

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行香子·过七里濑》）

最终，我对秦兵器的好奇心落点在了诗句里。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J].考古学报，1978（2）：211-258+273-275.

[2]刘钊，江小角.安徽桐城出土秦十九年上郡守逪戈考[J].考古与文物，2009（3）：31-32.

[3]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C]//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