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这件铜戈有点怪

铭款是兵器的身份证，战国晚期一直到现代，兵器留有铭款，铸造有管理，各国、各代都是如此。对于同时代的兵器而言，秦国和其他六国的兵器在造型、铭款方面大体没啥差别，只是细节上保持着特性。

特性蕴含着兵器家族的遗传密码，破解之后便知其制作时间、原籍和名属，因此也引出一些我们看不懂的“怪事”。

铜戈是冷兵器时代最常见的长柄兵器，兵马俑坑有一定数量出土。戈来源于镰，用于钩杀。由戈头，木或竹柲，柲上端的柲冒和下端的铜缚四部分构成。戈头每一部分都有专名：刃部称“援”；援末转折而下的部分称“胡”；嵌入木柲的部分称“内”；援末和胡上穿绳缠柲的小孔称“穿”。

直兵造胸，句兵钩颈。（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知分》）

长柄兵器的柄，在古文献中被称为“柲”。戈、戟属句（勾）兵，出手必须是弧线，像割麦子先搂再刈，只有把柲做成扁形，通过手感便知利锋刃方向。矛属刺（直）兵，刺扎一条线直抵胸部，不能像虫子屈曲蠕动爬行，把柲部做成圆形，利于发力集中才更有杀伤力。以木为芯加若干竹篾者，刚柔相济，更强；以若干细竹竿积攒，弹性更佳，两者都属句兵。

有些学者认为兵马俑坑并没有出土严格意义上的青铜戈，应当是与矛组合的戟，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柄虽然已经是枯株朽木，但用手术刀切开的断面，材质、形状区别很明显。“慢慢地[1]”“慢慢地”，我以当年老杨师傅的口吻引导着学生们，在2009年至2011年间共计“切”了17根，发现断面呈现3种不同形象，推断其应该分别对应戈、矛、戟。

兵马俑坑所见铜戈形制持平一致，长内、长胡、长阑、四穿，援略上扬，锋刃锐利。通长26.8厘米，援长16.4厘米，胡长12厘米，内长10.2厘米。增加内长，三边开刃。采用长胡、长阑，能够有效增强戈、柲之间固定的稳定性和支撑强度。总之……挺稀松平常。日复一日的稀松平常，正是考古队的日常，世界很大，真想去看看。

2008年1月，大雪。一处楼盘建设工地，一座西汉早期墓葬，一件铜戈出土了。墓葬早已被盗，铜戈品相却很好。通长24.9厘米，长胡四穿，援部细长上扬，内平直无刃，后有缺齿，胡上有孑刺，铭文刻于内部。内尾色青绿似玉质，属于典型的“青漆古”，衬托得铭文更加清晰。我作为编外人员参加此次发掘并担任执行领队，看到此戈激动万分，第一时间请来袁仲一先生断字。

先生穿着棉衣，嘴角呼出白色雾气，双手冻得通红。他翻来覆去捧着铜戈看，有点迟疑坐困，临摹下两行16个字，然后轻声说道：“好东西，真是好东西。”我急切想知道的文字内容却只字未提。时隔几个月之后，先生召集上课，逐字逐字地把文字考释过程写出来给我们看：“十九年相邦（上疒下（上卯下月）），攻室廣，右乍攻暲，冶觸造。”意思是铜戈铸造于十九年，参与者有相邦（督造）、廣（部委领导）、暲（车间主任）和觸（工匠）。

先生又说：铜戈有点怪。

万物都有演变。同一类物种，下一代总有一些新变化，也总有一些对前代的继承。考古学家们将同种物品的继承与变化以时间早晚顺序排列出来，找出演变规律，确定所出“门派”，形成了一种研究方法，即类型学。

考古类型学落实于秦戈得到的结果是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外形变化一般集中于胡、穿、援三处。早期是中长胡三穿，有时或有长胡四穿，晚期统一为长胡四穿，多了一穿等于胡部更长了。援部扬起，内上翘，除援有锋利的刃外，内和胡上也磨有利刃，增强了勾杀和啄击的作用。

“十九年”戈外形为长胡四穿，属于秦戈时代比较晚的辈分，胡部却不是简单的弧线形，多了突出的尖刺，称孑刺，这是战国晚期韩国铜戈的特征。铭文末端冶工名后加赘“造”字，能在韩国铜器上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件铜戈似乎可以登记到韩国兵器名簿了。

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西汉·司马迁《史记·韩世家》）

与铜戈特征吻合的时代，韩国国君是韩王安。韩王安即韩废王，韩桓惠王之子。韩王安即位时，韩国形势危如累卵，处于灭亡边缘，和秦王政领导下的秦国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公元前231年韩王安献出南阳地块，即今河南境内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地区给秦，同年九月秦王任命韩国降将内史腾为南阳守。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率师10万南下渡过黄河攻韩，一路势如破竹，几无抵抗，俘虏韩王安，以韩地建置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即今河南禹州，韩国灭亡。公元前226年，在新郑的前韩国贵族发动叛乱，后被平定，而韩王安也在这年被处死。从公元前239年到公元前226年，韩王安在位9年，后又被软禁4年。

长胡四穿，援部细长上扬，内平直无刃，后有缺齿，胡上有孑刺，铭文刻于内部，有实物为证，应为战国晚期韩式戈的式样。河南省新郑曾为韩国都城长达145年，经常发现一些韩式典型文物。故城外郭城东南部有一座窖藏坑，于1971年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戈、戟、矛等兵器，其中有80余件铜戈。其中一件VI式铜戈（T1：176）形制与“十九年”戈相同，但内部残缺。这批铜器中，大部分兵器上都有铭文，最晚的兵器铸造于韩王安八年（前230年），未发现韩王安九年的纪年，埋藏时代下限应为韩灭亡的公元前230年[2]。另一件造型相似的铜戈，藏于新郑市博物馆，亦出土于新郑故城。

“十九年”戈样貌同于韩式戈，却不是韩王纪年。另外，虽然各国兵器铸造都有监管机构，但职官各有不同。赵、秦、中山为“相邦”督造，韩、魏在中央为“邦司寇”“大攻（工）尹”，地方督造多见“令”，燕戈铭文多以某王为开端。省级的主造者秦式为“攻（工）室”，韩、赵、魏多为“冶尹”。“十九年”戈由相邦督造，属秦戈。

打仗缴获了战利品，刻上名字为自己所用，这并不奇怪，秦军常将缴获的六国兵器留为己用。“十九年”戈的怪显然不是这个原因，兵工厂大小领导赫然在目。我理解袁先生为何说“有点怪”了。

怪的点很多，比如书上查不到相邦这个人。按照笔画厘定，外面是“疒”，里面是卯+月，怀疑是“疒（上卯下月）”。秦始皇时读音相近的大官只有王绾。二十六年（前221年）时“丞相绾”出席廷议会参与讨论了帝号问题，二十八年（前219年）时陪同皇帝出巡琅邪，挺重要的一位人物。王绾从何时开始任丞相？

秦人的丞相和相邦是两个不同的职位，二者有时可以同时存在，丞相辅佐相邦，相邦官更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嬴政班子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人物，十九年的时候是谁？何时出任？都干过啥事？

我无从得知。无从得知却又想知，好奇心有点像心里闯进了一只蚂蚁，挠得人坐不住。我和先生、队友一起猜，我们猜到这件铜戈出自一位韩国故国兵器铸造师，韩国灭亡之后转变了身份，以一技之长成为新秦国人。戈加孑刺，提高了杀伤力，比传统秦戈更先进，于是我们还猜到秦国统治者有包容、开放的心态，善于接纳先进的事物。

“十九年相邦疒（上卯下月），攻室廣，右乍攻暲，冶觸造。”虽然只有16个字，这堂课先生讲了近3个小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明白此堂课的意义。

做出合情合理的猜测之外，我沉溺于其中的另一“怪”。“十九年”戈出自西汉早期墓葬，主人应该属于汉长安城内稍微有一点点身份的小贵族。墓葬地点、形制、其他遗物都可作为判断依据，我亲自发掘，对这个结论十分确定以及肯定。

然而，秦始皇在逐一剪灭东方六国政权后，又采取了不少措施以防止当地残存势力作乱，其中之一就是将各地的兵器收拢至咸阳，熔化后铸成金人十二。这一举措传世史料中多有记载，铁板钉钉。那么，这件铜戈缘何能继续保存于私人手中直至西汉早期？

这样的疑惑促使我开始查找秦统一前后兵器流散的足迹。湖南溆浦马田坪M24、长沙左家塘M1、汨罗市永清M36、四川成都新都2002CXQM1以及青川等，数量确实不算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新都M1墓坑南北长3.8米、东西宽1.8米、深0.4米~0.45米，墓口距地表0.55米；长沙左家塘墓坑近正方形，长宽4米左右，深4.06米，有长5米的墓道。这些墓葬规格属于中等偏下。

新都M1出土铜戈、铜剑、胄顶和铜钺。一件铜戈援长5.5厘米、内长3厘米、内宽2.4厘米，是明器，专门用于随葬。另外1件援上翘，长胡，援中间起脊。长方形内，内上一穿，长胡四穿。援长14.5厘米、内长8厘米、内宽3厘米，属秦代前后标准型式。铜钺也是实用器，突出特点是球形刃、肩部耸成倒刺。明器戈和实用钺属于巴蜀人用器的风格。

长沙左家塘M1出土的兵器有铜戈、铜矛、玉具剑部件。戈长胡，短援，胡上四穿，全长21厘米，内上一穿孔，内的两面均刻有文，一面刻有“四年相邦吕工寺工龙丞”；另一面刻有一个“可”字。“相邦吕”即秦相国吕不韦，“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前243年）。秦始皇在公元前247年即位时才13岁，政事由相国吕不韦执掌，此戈是这个时候铸造的。

此处敲黑板：铜戈的铸造时代≠墓葬的时代。铜戈可以流传。考古工作中对处于朝代承续节点上的遗存本体进行时代判断，往往用词尽量模糊、宽泛。考古发掘者确定长沙左家塘M1年代是西汉早期，新都M1同出半两钱，版型从战国早期到秦代共4种，可以判断是秦代墓葬。

看到这些考古实相，我笑了。西汉早期墓葬出土“十九年”戈，铜戈沿袭韩国故国兵器模板，我见到的诸“怪”实际并不怪。大汉灭秦，汉人对秦器却情有独钟，死了也要爱，可见“汉承秦制”深入到了社会的边边角角。墓主是秦帝国人，依然陪葬巴蜀土著的戈、钺以及大量陶器，可见秦始皇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

[1]在陕西方言中，“地”音同“dī”。

[2]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J].文物，1972（10）：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