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寻找陶俑制作地

庞大的俑群，制作空间包括三个方面：取土场、窑场、彩绘刷涂场，它们都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惑了考古学家们几十年，直至今日仍悬而未解。

烧制陶器肯定需要土料，一般就地取材。按照惯性思维，兵马俑的塑造土源肯定来自附近区域，于是大家各显神通，考古勘探寻找取土坑，中子活化分析测定成分元素筛选土源，和泥烧制复原制作模拟……可谓八仙过海，绞尽脑汁。

勘探结果简单明了，未发现大规模取土痕迹。

中子活化分析测定结果内容丰富，总基调是黏土取自秦始皇陵附近，但陶俑样品有相对独立性[1]。

干脆整点土，和泥复原烧制起来。只有采集自秦代地层的垆土和棕红土经过预制，再配以20%左右的沙子，才能达到制作泥坯的标准，烧出来的陶俑才与真实秦俑最为接近。

中国土壤资源丰富、类型繁多。分类标准或按发生类型，计12种；或按土质，计3种。垆土属于发生类型，黏土属于质地。虽然分类语境不同，检测团队和复原模拟小组所指，从相关报道看基本相同。

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

黑垆土，质地坚硬，春暖花开之际地温上升，黏性会自然回弹一点，赶快下地耕种。地质学的朋友介绍说，这种土颜色深，富含石灰，精华部分会有黏性，母质为黄土，多出现在土壤侵蚀较轻、地形较平坦的黄土高原地区。朋友担心我听不懂跨专业的术语，揉开掰碎，好一番解释。

我听懂了。秦始皇陵以外的区域，制作兵马俑的原料分布广泛。只在秦始皇陵周边打转转，课题路线对不对，我没多寻思。

2019年夏季，咸阳城考古有了一次绝对堪称奇迹的、破天荒的大发现。这次发现和解决兵马俑制作场地没有直接关系，又有非常重要的间接关系。

“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看这是啥？”野外调查组组长神神秘秘、急急匆匆地，甚至有点偷偷摸摸地一连用了4个过来，看起来事很紧急。张开紧攥的手心，他展示了两块小石片。

“呀，石甲片。”石甲片，秦始皇陵石铠甲陪葬坑早有大量出土。我对它们的形状、颜色、大小和制作工艺不陌生。顿时，我的心跳加速，赶忙问：“在哪儿？”

随后的两个月，钻探、试掘、比对，在距离秦都咸阳城宫殿遗址500多米处，在齐人高的荒草下，在烈日炎炎的酷热中，我们发现了一处面积数千平方米的石铠甲制作遗存。石片的原料、规格、形状、制作工艺、编缀用途的铜条，和秦始皇陵石铠甲一模一样。

谨慎地说，秦都咸阳城遗址发现的石铠甲制作地的产品，目前唯一可能的流向只有秦始皇陵。1998年石铠甲陪葬坑被发现，2001年陵园北部约4.5千米处首次明确了石铠甲的生产地。20年之后，类似的遗存在距其40千米之外的地方再次被发现，而且距离秦代宫殿只有几百米。

消息一出立刻上了新闻热搜。好嗨哟，人生好像达到了巅峰。有石铠甲多地制作的事实，兵马俑制作存在相同的情况恐怕就极有可能。离开熟悉的兵马俑考古，我曾经抱憾，何曾想过那些陷入僵局的问题毫无征兆地在咸阳城遗址冒出希望的小火苗。

陶俑制作难道一定会就地取材、就近烧制吗？有了石铠甲新加工地的发现，惯性思维受到了冲击。秦始皇陵地区的垆土，属黑垆土亚型。这种土质在中国断续分布长约1500千米，在甘肃庆阳地区的董志塬、陕西延安市的洛川塬更有集中分布，面积很广泛。

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脃，垆土人大，沙土人细。（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

秦代关中地区统属内史管辖。内史辖区之北，是以今庆阳为中心的北地郡和以今延安为中心的上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黑垆土地上生活的人身材壮大。俑坑陶俑体型健硕，模特来自陶工，古书说得没错。瞧，我捧着新发现的石甲片竟得意忘形，过度演绎了起来。

兵马俑制作场地的第二个问题：窑场。

窑场是一个大空间概念。烧制陶俑之前，燃料堆放、和泥、醒泥、塑胎以及阴干，每个环节都需要宽敞的空间，生产区之外，生活区得有，再简易的大通铺窝棚至少也得有几个。

这又是惯性思维。如果土源可以放大地域，窑场为何不能分散呢？虽然中子活化分析者认为兵马俑烧制原料取自周边，但也得出了3座兵马俑样品之间有相对的独立性，所用黏土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还明确说三号坑兵马俑的黏土产地比较集中，一号坑、二号坑兵马俑黏土产地较分散，一号坑、二号坑兵马俑数量庞大，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窑址烧制。

土样成分测试标本均采自秦始皇陵周边，唯一一例位置稍远的来自铜川地区耀州窑瓷片。瓷与俑本来胎质就不同，我不明白成分对比有没有意义。我很好奇内史辖区的其他地区、上郡、北地郡和秦始皇陵周边土质差别有多大。

我们不应该排除部分陶俑就地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秦始皇陵及周边至少有3处秦、汉时期的窑址分布，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被惯性思维束缚。像石铠甲又一处加工地被发现一样，说不定某一天在某个地方，几块陶俑泥胎碎片和烧制变形的陶俑躯干，冷不丁地就冒了出来。

秦都咸阳城遗址核心区所在地，今名窑店镇，确实有很多秦汉时期的陶窑。宫殿区西侧有陶窑数十座，成排分布，主要为宫殿建设提供砖瓦，似乎和陶俑烧制没啥关系。临近渭河滩地有另外一处文物保护区，因陶窑分布更密集被称为“制陶作坊区”，产品主要是日用陶器，2017年出土过烧制变形的明器，似乎也和陶俑烧制没啥关系。

“似乎”！考古发现永远不可预知，只能根据所见说有什么，不能轻易断言没什么。2000多年来水土流失、渭河北移，历史淹没的秘密正是考古探索的**力。

秦咸阳城里制作兵马俑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许西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像一盏指示灯。

秦宫汉葺。通过对秦都咸阳城宫殿区的改建、扩建，西汉时期刘邦定都长安城。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东市和西市，是手工作坊区和市场区。考古工作者在西市遗址先后发现过帝陵陪葬陶俑和烧制陶俑的陶窑。

1990年发现的21座陶窑，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批窑址的时代上限不会超过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下限不晚于西汉末年，生产活动统一管理，属于官窑，其中两座窑室内尚摆满**陶俑泥坯。估算下来，小窑装俑坯350个以上，大窑装俑坯450个左右，21座窑一批可烧制**陶俑约8638个。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始于1990年，是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在全中国范围内评选出本年度10项考古成果，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所见陶俑坯与**陶俑成品，与汉宣帝杜陵陪葬坑**陶俑酷似[2]。宣帝杜陵在长安城东北，与陶窑发现地直线距离约24千米。

西汉时代帝陵的随葬品由少府所辖的“东园匠”负责生产、提供。这一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陶器上就刻有“东园”二字。

非岁红（功）及毋（无）命书，敢为它器，工师及丞赀各二甲。（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秦律规定没有朝廷命书，本年度生产过程中如果擅自制作其他器物，工师和丞各罚二甲。没命书擅自生产要受罚，反之亦然，给地方下达烧制陶俑的命书，各地执行起来必是责无旁贷。

“极有可能是建造时统一采土、集中存放，再分配给官府的工匠统一制作。各工匠及其团队根据所需生产的陶俑再选择不同的掺和料和制作工艺。”有专家这样猜测。

统一采土、集中存放、再分配，拉来拉去，有点多此一举。骊山徒们可以完成的任务，其他地区的同行照样也可以。

采山重殿，赀啬夫一甲，佐一盾；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废）。（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甄选并获取土料，大体归矿产部门负责。重殿，两次垫底。采矿被评为下等两次，罚其啬夫一甲，佐一盾；3年连续被评为下等，罚其啬夫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严格的劳动评比制度和产品“命书”模式下，陶俑制作就近取土，就近烧制，“近”相对于窑场。待成品成群结队流向陪葬坑，运输压力和路途中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似乎成问题吧？

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ōu）。（晋·张华《甘泉歌》）

为了修建秦始皇陵，大量北山石从百公里之外沿渭河而下，一时间堵住了川流的河水。公元前220年，秦始皇部署了一项重大工程——修筑包括驰道、驿道在内的全国交通干线，实现以咸阳为中心，通过一套巨大的扇形网络，向北、东、南三方辐射，将各地郡县坚实地套牢其中。今天的我们，不用怀疑秦代的交通运输能力。

[1]赵维娟.秦始皇陵考古中有关产地问题的核分析技术研究[D/OL].郑州：郑州大学，2006.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4（1）：9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