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陶俑塑造工具
考古发掘出土的“物”,有时指实物,比如削刀和动物骨骸;有时是肉眼可观的痕迹,比如鞋底印。
看懂兵马俑,先知俑坑非坑,实际是地下建筑,接下来也许还得知道有关陶俑制作的点滴。谁做的?鞋印把其中一位小隶臣妾带到了我们面前,当然他或她只是其中最卑微的一名参与者。兵马俑是如何制作的?很多书籍文章已经详尽地进行过介绍,泥片一层一层叠摞形成体腔、上下肢,模塑结合做出耳朵和手,确定大体造型,精致修饰细部,高温烧制,通体施彩。
语言描述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形成概念,制作痕迹清清楚楚,亲眼看见自然明明白白,可是有多少人有考古工作者那种运气,能够与兵马俑零距离接触?大部分制作痕迹在内壁,陶俑经过修复后,断茬被粘接了起来,脱落的耳朵被贴了回去。即使如总统一般的国家贵宾被允许进入坑里,站在陶俑面前,也看不到全部制作过程。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第三季,国宝守护人、我昔日队友——兵马俑摄影师赵震说:“有一天拍着拍着,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尊俑的脸上有指纹,那可是2200多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匠留下来的指纹啊!当看到那种景象的时候,时间已经消失了,就在同一个位置,他刚刚离开,而我就踩在他的脚印上!”
工匠留下的指纹,击中了赵震的心。他在讲述时竟然激动到哽咽,表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棒的工作,许多观众为他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与2200多年前的工匠站在同一位置,用同样的视角,见证了一尊陶俑跨越千年的时光,时间仿佛不再是不可跨越的天堑。这就是文物的魅力所在。
我们经常在陶俑残片上发现指纹。为了保证小部件粘接牢固、不脱落,陶工们会反复压摁。那双粗糙、灵巧的手,成为塑造陶俑最好使的“工具”。突然我咂摸出一个浅显的道理:秦法肉刑除了死刑之外,黥(脸上刺字,被动文身)、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没有斩手。统治者真不傻,留下手还可以继续干活。
指纹是一个人终身的标签,残留在陶俑表面的秦人指纹,斗形,箕形,和现代人无异。能不能设计一个很伟大的课题:收集陶工指纹,建立数据库,通过大数据筛查确定具体某人,再结合陶文、陶俑体貌特征等情况,看看到底由他制作的陶俑有多少件?
这是伪命题。8000陶俑由不同小组分别制成;小组内有多位成员;留下指纹的具体人有偶然性;留下指纹的具体手指也有偶然性。
指纹之外,梳篦、植物编织物、小刀、槌杵、支架、毛刷等辅助痕迹也发现了很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过,塑造兵马俑没用什么高科技的利器。
植物编织物包括草帘、草绳。草帘的特征为强经弱纬,苇、蒲是最常见的原料,现在农村的养殖大棚常用。陶俑很多部位有内外两层胎泥,内层外壁裹上草帘像“塑身衣”,起到塑型固胎的效果,保持厚实的粗胎在阴干的过程中不走样变形。纬线印痕很细,也模糊。经线印痕有粗有细,有的单股,有的是多股合成。这些痕迹所反映的内容,谈不上手工编织技术方面的价值,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自然生态,拉近过去和今天的距离。
蒲、苇有韧性,经常和坚硬的岩石并列被比作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陶俑塑胎过程中,蒲苇草帘包裹在粗胎外面,既保温防寒又限制了变形,产生的一条条沟槽印痕,在考古学中被称为“绳纹”。绳纹印痕更使得粗胎表面起伏不平,加大了最后附加细泥的黏着力,可谓一箭多雕。
蒲、苇都是水生草本植物。山光水色,密林芳草,在人为作用破坏不严重的状况下,秦汉植被显现出的原始自然生态出现在大量的汉赋作品中。战国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西汉,气候继续温和[1],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现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处。西安地区植被茂盛,源泉灌注,陂池交属,号称“小四川”。这有水池,那有湿地,山谷原隰(xí),正适合蒲草和芦苇的生长,泱茫无垠,一派生机。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公元前216年冬季的一天,始皇夜出瞎逛,逢盗兰池,随即下令关中地区进行为期20天的治安严打。遇到突发状况瞬间失态,实属一个人的正常生理反应,“窘”字运用得好贴切。2019年冬季,我在咸阳城遗址开展考古调查,意外发现一片黑色淤泥,面积约20万平方米,和文献记载的兰池地望大体相合。夏正楷先生闻讯来现场调研,他说:“黑色淤泥的地质堆积,只有长期静水的环境才能形成,越黑越说明植物茂盛……你瞧,软体水生动物钻来钻去,形成了曲里拐弯的黑泥。”
夏先生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的著名教授,他父亲是中国考古前辈夏鼐先生。夏鼐先生是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命名者。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距今约5700多年,以精美的彩陶文化著称于世。马家窑人以泥条盘筑法做出陶器外形,以毛笔为工具,以黑色为主要基调,在打磨光滑的陶胎上绘出草叶、旋涡、波浪、圆点、平行折线的纹饰,表达着自己对美的追求。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陶窑、颜料、研磨颜料的石板以及调色碟等制陶遗迹或遗物。
这是距秦始皇兵马俑3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事,这不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彩绘陶的事。马家窑陶器的泥条盘筑法与秦兵马俑的泥片盘筑法,原理一致,只是揉搓的泥料一窄一宽而已。
对于兵马俑与希腊雕塑是否有关,甚至外国人指导了兵马俑制作的说法,我想应该从两方面来正视:灵感、实现。
一份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秦始皇兵马俑的灵感来自古希腊的雕塑艺术,兵马俑的诞生与古代希腊和中国的交往有关。此说引起部分人的愤愤不平,我倒是觉得果真如此,那更应该笑傲风月。
灵感来自他人有何妨?恰恰说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即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兵马俑最终以中国传统制陶技术得以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翼太光辉了。秦帝国成功吸纳其他文明,将之转变为以自己为中心的文明的元素,表现了它在文明方面巨大的包容性,这是好事。
植物编织物使用于兵马俑制作过程,一方面展示了具体的制作工艺,另一方面也透射出一些植物种类和自然环境状态,还勾画了一幅跨行业协同合作情景。植物编织物的调集,需要各种机构的互动。
禾、刍稾彻(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
意思是说苫盖草料、粮食的材料,比如木材、草垫,不能随意改作他用,如数告知县领导,继续用来苫盖。想必在陶俑塑造现场也是一样吧。
陶俑制作还用了小刀之类的工具。顺着刀痕抚摸过去,一股肌肉感、力量感、温度感、活力感涌向指尖。雕塑作品不一定通体光洁,比如罗丹做的雨果像、巴尔扎克像,主要得看作品最后是否有神气。
小刀不会出现在俑坑里,因为这儿不是制作场地。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