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沿着老路奔跑2

3

一大早，我接到市里一个协会负责人尚主席的电话。该协会隶属文化部门，论级别应该属于副处级单位，内部还办了份文学杂志，各项活动不断开展，倒也红红火火。尚主席说协会要组织召开一个常姓文学作者的散文作品研讨会，问我能不能按时参加。我本不想去，感觉自己从没写过一篇散文，很多地方是不便发表言论的，所以说参加这样的研讨会毫无意义。看我想推辞，尚主席又说，就算给我一个面子吧，就这样定了，希望你能按时参加。电话就这样挂断了。

我只好坐上了开往市里的班车。

平时读书看报比较多，虽然不写散文，但并不代表我对散文一窍不通。老实说，眼前这个要开作品研讨会的姓常的家伙，散文写得确实让我不敢恭维，首先是体裁很难辨别，小说不是小说，散文不是散文，有点四不像的味道，就像产房里抱出来个怪胎。很多地方还是病句，让人读起来像咀嚼青苹果一样，有种酸涩的味道。居然结集成书，在一家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

尽管事先没作好发言的准备，但是尚主席还是点名让我发言。当着大家的面，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按照研讨会的惯例，我先是胡诌了一些所谓的优点后，接着又开始指点文中不足，除了批评他缺乏审美观点外，我还毫不客气地把软刀子直接捅到了常作者的软肋。我的发言，赢得了大家如雷般的阵阵掌声。我看到许多人都在用惊奇或赞叹的眼光看着我，也看到坐在发言席上的常作者面红耳赤，如坐针毯。

毕竟在开人家的作品研讨会，吃着人家的喝着人家的又拿着人家的，嘴也软心也软手也软，象征性地点一下毛病就成。我的发言显然是重了些。我一说完，大家都不再言语，一个个紧绷着脸傻愣愣地坐着，正瞌睡的也不瞌睡了，目光如探照灯样在空中胡乱地扫射，像似有处放又像似无处放，有几柱甚至在会议桌前面的空地上打起架来。最后还是尚主席站起来打圆场，“我觉得当今文体的边缘越来越模糊了。”

散会后我才知道，这个叫常先锋的作者，原来是市里一家挺不错的单位的会计。怪不得咋咋呼呼地张扬着开这么个作品研讨会，用赵本山的话说，“原来是吃饱撑着地行！”

没等到吃饭时间我就跑了。突然间，我为自己的发言而深感懊悔，人家好心好意掏腰包请你吃喝，临走还送着纪念品，哪点对不住你？大家都不吭声，你充什么大头？

我没有立即回县，出来一趟不容易，我想借机拜访一下我的老师王之民。说起来还是在师专上学的时候，王之民任我们中文系的副主任。那时间王之民就一直在写小说了。除了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外，王之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写作上。在他那位于教学楼楼梯下面不足五平米的办公室里，到处堆的是书，桌子上仅仅空出很小一片地方，勉强能趴下一个人。每次从楼道口经过，我都会看见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埋头苦干。

由此我想到一位名家的一句话：鸡要想下蛋，必须先卧下来。我最佩服王之民老师的这种精神，觉得作家吃这种苦是理所应当，飞来飞去的鸡，是下不出蛋来的。如果奈不住寂寞，怎能写出好作品？正是在王之民的帮助和引导下，我的小说处女作在协会主办的《中州》文学杂志上发表。捧着那期杂志，我的心和手都在剧烈地颤抖，我俯下身去，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对着杂志花红柳绿的封面吻了又吻。王之民似乎比我还要激动，一有空闲就捧着杂志如饥似渴地看，都看了几遍了，还是爱不释手。并且不止一次地高举着杂志在班里炫耀，了不起呀！真是了不起呀！才二十来岁一个年轻人，竟然发表中篇小说。杂志在同学们手中像鱼儿一样来回穿梭。其中有一个同学，接过去轻描淡写地随意翻了翻，然后说，唉，就这呀，还是内刊。不知怎么让王之民听到了，王之民立即很生气地走过去，从眼镜片后面射出威严的目光，不错，是内刊！有本事你也在内刊上发一个，让我们全班同学也跟着风光一回嘛。

说得我那同学当场面红耳赤。

我师专即将毕业那年，王之民老师调走了，被协会借调到《中州》编辑部当编辑。因为是内刊，杂志只能是“编辑部”，而不能光明堂皇地称“杂志社”。当时因为缺人手，就调王之民过去帮一段时间的忙。没想到王之民一进去就不打算出来了，他人在给协会干活，嘴却伸到师专的锅里吃饭。这样维持了不到两年，校领导有意见了，找人给王之民捎信，三条路任他选择，要么回来任教，要么把关系转走，要么停发工资，让王子民看着办。

一篇小说把王之民害苦了。那时王之民刚好在省城一家杂志上发表一个中篇，正劲头十足牛气冲天，把谁都没放眼里。王之民去找协会主席，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主席说要不想走就不走，好好干，等以后有机会了，把关系转过来。王之民心里算有了底，也就没再搭理师专领导的脸。见王之民天天在编辑部上班，我以为他早已是协会的正式人员了，谁料一问他，他却叹口气，无比沮丧地说，唉，年龄超限，没机会了-说着，王之民背过脸去，眼里亮晶晶的东西足以让我心酸。

后来，主席一调走，王之民的头发不长时间就白了许多。

这次见着王之民的时候，他正反锁着门，一个人趴在屋里写小说。梆梆敲了几下门，要不是有人在里面应，我就要转身离去了。王之民搁下笔，把眼镜摘掉，两手开始沿着眼眶周围使劲地揉，把本来就显得十分松弛的脸皮拉扯得时紧时缓。然后他又把双手转到背后，咧着嘴用拳头一上一下重重地锤打。我说王老师你怎么没去参加上午的研讨会？王之民呷了一口泡得乌黑的茶叶水，说去如何，不去又如何？尚主席早起倒是通知我了，但我琢磨着没意思，反而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坐下来写点东西。

我说我也没打算来，后来想想早没见过你了，就顺便来看看。

中午我和王之民到街头一家快餐店吃饭。我让王之民点菜，王之民说什么都不肯，并且嘱咐我一定要厉行节约，越简单越好，千万不能铺张浪费。我要了一碟水煮花生米，一盘凉拌牛肉。还要往下点时，王之民已经说好了，再多就吃不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又要了两碗面食，一顿饭就这样打发了。

王之民一边拿餐巾纸擦嘴，一边满脸歉意地连声道谢！又说，到这里，原本我应当请你吃饭，没想却让你做东。

回到编辑部，我问王之民这几年搞创作收获怎样。王之民的脸色又暗淡下来，摇头说难，实在是太难了。王之民站起来，打开背后的书柜，里面码着一尺多厚的书稿。书稿像是很长时间没动过，下半部分都有些发黄了。王之民红着脸说，销路不畅啊。

我说天天在写吗？

王之民说由于缺少经费，撤地设市后不久，杂志就停刊了。好歹我还是个省作协会员，不写点东西，还能干些什么呢。

?

4

准确地说应该是开完常先锋的研讨会后不久，我的一篇新作在北京的一家大刊物上发表。很多朋友打电话向我祝贺。接到尚主席的电话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好得有些特别，刺得人难以睁开眼。电话中，尚主席简明扼要地说，经过他一番努力，杂志重新复刊。为提高办刊质量，想把你借调过来，负责杂志稿件的编撰工作。我问王之民老师呢？尚主席轻描淡写地说，“被我们赶走了。”

我的心像被烟头猛地灼了一下，感觉异常难受。

尚主席说，最近我把你的问题协调好，下月正式来上班吧。单位给你发着工资，协会再给你补助几个钱，满可以了。

我几乎没有怎么考虑，很爽快地同意了。心想，这下可好了，该和那些躲躲藏藏遮遮掩掩的日子彻底告别了，借助这个平台和优势，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写出更多的作品。

离开单位的头天晚上，在局长的安排下，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科长，还有那个挺不是玩意的小马共同设宴为我送行。一坐下，黄局拍拍我的肩膀，很江湖地说兄弟呀，出去好好混，给咱局也争争光扬扬名，啥时候不想干了，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至于工资，干不干都不少你一个子。

我挺感动，连声说谢谢黄局。

酒喝到一半，局长接了个电话就匆匆走了。临走时又安排小马，让他替他多端两杯酒，说今后怕是喝酒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话一点不假。局长一走，再没人敢惹小马。小马也的确没安好心，非要喝两个给大家端四个酒。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支声，我说话了。我说小马你这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可以不接受。我一说，小马立马像粘稠的狗皮膏药样粘住了我，非要单独跟我论个高低。我噌地一下站起来，喊服务员重新拿来两瓶酒，打开，递给小马一瓶，自己留一瓶，然后兀自倒上一碗，一饮而尽。

又把碗斟满，我说，喝吧小马！今天我陪你个够。小马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再干一碗我才喝。我二话没说端起碗一仰头又干了。

小马仍然不喝。

我感觉酒在我肚子里像惊涛骇浪般翻滚、涌动、燃烧。尽管如此，我仍打着酒嗝说，小马，我可以再喝一碗，你要不喝我可不饶你了。

小马说行。

又一碗下肚。小马看不喝不行，只端起碗象征性地抿一口又放下了。我上前一步，说你不太了解我的性格，小马！爽快点，到底喝不喝？小马说他确实不胜酒力。我说那好，就让你的身子替你喝吧。一扬手，一碗酒顺着小马的头浇下。我双手抱拳，对在座的同事说，对不起了弟兄们，小弟先告辞一步。然后扬长而去。

出了这口恶气，尽管肚里热得像燃着火炉，但感觉心头却是无比的惬意。我丝毫不担心小马今后会不会从中作梗，毕竟，他不过是局长的一个狗腿子罢了，却没料到事情会出在尚主席身上。

要说尚主席也是一番好意。

尚主席到省城参加一个创作研讨会，晚上住宾馆的时候，遇到一家媒体的记者前去采访。聊起眼下文学作者生存环境和现状之类的问题，尚主席深有感触地把我当例子给举了。尚主席像讲故事一样说，我们市有一个文学青年，在xx局上班时很受约束，搞文学创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无奈，这名青年只能偷偷摸摸地写作-当协会了解他的情况后，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他借调过来-

第二天，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尚主席努力改变“作家生存现状”的报道。

月底，我去银行取钱时，发现我的个人账户上面竟然没有工资。我一面抱怨财务人员办事不力，一面把电话打到局里的财务室。那边说，黄局说了，不上班快一年了，发给你这几个月的工资，局里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险些晕过去。我知道，一定是那篇该死的报道惹的祸。电话打给同科室的哥们，哥们对我也很有意见，说，你走就走呗，局里给你发着工资，够意思了，干嘛还要在背地里拿软刀子捅局长？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想挽回恐怕很难啊！

我真是百口莫辩。

我暂时还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杜玉英，因为以杜玉英的性格，一旦知道这事，非得给我闹个你死我活不可。但是雪窝里埋不住死孩子，不久，杜玉英还是知道了。那天上午我刚开完尚主席组织召开的内部会议，杜玉英就风风火火地从县城匆匆赶来了。来协会这么长时间，杜玉英可是从来没踏过这个门，准确地说，她连协会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能径直找上门来，也不得不承认这娘们儿确实有些本事。看见她，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坏菜了，大老远从县城跑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为防止她在大庭广众之下闹事，我迅速上前，一把拽住杜玉英的手，强行把她拉进我的办公室，然后飞起一脚，砰地一声把门给踢上了。

再出来的时候，我故意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了门。这时，我突然发现同一个楼层的几个同事，都把门拉开一道小缝，头伸得像没出巢的燕子，正瞪着溜圆的大眼往我这边瞅。一见我出来，顿时惊慌失措，像老鼠见猫一样，一个个哧溜一下将头缩进屋去。倒是在隔壁文艺科值班的小刘，迎着我走过来，神秘得几乎趴在我耳边细声说，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把嫂子急得都主动找上门来。

我很尴尬地笑了笑，有些语无伦次地说，别、别、别乱了，我还有事！

杜玉英来的目的，是让我立即辞掉这边的工作，继续回原单位上班。不管怎么说，那边是旱涝保丰收的铁饭碗。大不了拎着东西去向黄局赔情道歉。但是，任凭杜玉英怎样说，我是决不能再回县城上班了，既然当初风风光光地走出来，哪有再狼狈而归的道理？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敢说，就这样夹着尾巴回去，不让单位的同事笑掉大牙才怪，更别说那个令人厌恶的小马，指不定会笑出什么毛病来——如果回去的话，今生今世，我想我是永远甭想在他面前抬起头来。

但是，也像当年师专给王之民老师提出条件一样，杜玉英一共给我提了俩条件，第一是卷铺盖回县城的单位继续上班，用杜玉英的话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第二是离婚。我犹豫了，据我回忆，自打从娘肚里生出以来，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犹豫过。

我去找尚主席。尚主席一副很怜悯的样子说，你奋斗到今天这个地步，着实不容易呀！如果就这样回去，说心里话我真替你感到惋惜。尚主席说着，还轻轻地摇了摇头。

摇了几下，尚主席突然不动了，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先别慌，我跟你们县一个主要领导是同学，关系挺不错，有时候彼此还走动走动。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看他能不能帮你从中周旋一下，让原单位继续给你发工资。这是其一。其二呢，协会也得尽快向相关领导汇报，抓紧时间把你的关系转过来。

听了尚主席这番话，我心里总算塌实了许多，于是又赶快马不停蹄地回到县城。老实说，我一时还真舍不得和杜玉英说拜拜。那样的话，不但对不住我热心的岳父大人，而且也没法跟自己的父母交代。尽管父母都在老家务农，但是老人家对于儿子能娶到杜玉英这个城里的媳妇一直引以为自豪。如果要离的话，他们首先不会答应，我甚至相信他们极有可能会跪倒在杜玉英面前为我求情。

回家后我才听说，杜玉英被她父亲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她父亲已经年迈，都白发苍苍了，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文学而努力。就这一点，很让我佩服而且感动，我一直为拥有这样死心塌地为我的幸福作出巨大牺牲和坚强后盾的岳父大人而深感庆幸。

杜玉英的父亲气得浑身颤抖，手指着杜玉英的脸说，有道是好女不嫁二男。胆敢再说出半个“离”字，你就不是我杜九成的闺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