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读《外国幽默讽剌小说选》记
2009年7月,读了柳鸣九先生主编的《外国幽默讽剌小说选》,特别开心。有的作品睿智幽默,叫人忍俊不禁;有的作品讽剌辛辣,让人醍醐灌顶。作为一个写作者,还可悟出创作小说的某些启示。
原来,幽默与讽剌是可成就精采的小说的。意大利作家薄迦丘的《不雅观的头巾》就是这样的精品。小说写的是伦巴第有一座修道院,一位美丽的年青修女伊莎贝塔,与一位年轻小伙子因爱而频频约会。有一天,他们约会被其他修女发现了。于是,修女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堵住伊莎贝塔与小伙子**偷欢的房门;一部分人火速向女院长乌辛巴尔达禀报。哪想到女院长乌辛巴尔达正与神甫私通,她慌忙把神甫藏在一个大木箱内。慌乱中,顺手把神甫的**当作头巾套在头上。到了现场后,道貌岸然的院长,对伊莎贝塔好一阵训斥,并威胁对她严加惩处。伊莎贝塔正在羞愧难当的时候,突然发现院长头上的**,于是说:“院长,请您先整理好自己的头巾,然后训我。”全场的修女见后,顿时目瞪口呆。院长意识到自己出丑,只好说大家今后寻找这种快乐要缜密行事。见到如此尴尬的场面,我是忍不住笑了起来。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小说讽剌了教会的虚伪和阴险,抨击教会的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热情歌颂了男女之间世俗的爱情。小说不长,可以说只是一两个片断,却把伊莎贝塔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气,院长的虚伪、刻薄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当过教师,曾经错误地认为,在学校工作,生活面狭窄,是写不出什么小说来的。意大利作家阿尔弗雷多.潘志尼的《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和《无声的音乐》这两篇小说,粉碎了我的谬论。《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说的是一位老师与一个学生的故事。有一次,老师批评学生特澳多洛.腊维利分不清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区别。这个学生家里很穷,不久就失学了。老师的爱人特别喜爱葡萄酒,可市场上常出现假酒。老师决心自采原料,自己酿酒。于是在市场上去买葡萄等原料,遭到市场奸商们的嘲讽和愚弄。幸好遇到做小生意的学生腊维利的热情帮助,才完成了采购任务。小说讽剌了一位知识渊博却缺乏生活经验的老师,称赞了老师眼里的一位劣等生的实践能力。这位学生在自己的天地里,精明干练,游刃有余。这种现象说明:学习不好的学生,不等于一无是处,他们完全可以在别的领域里成为有用之才。《无声的音乐》说的是一个外交官的儿子朱里亚诺,从小养尊处优,在父母溺爱的氛围中长大,结果养成了骄横、自傲的性格。终有一天,校长给朱里亚诺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去学校一趟:因为儿子旷课太多,如果不能做出说明,学校将取消他的高中考试资格。而朱里亚诺的父亲长期在外。情急之中,朱里亚诺便花了一百元钱请一位气质优雅的马车夫,让他穿上父亲的外套,冒充父亲去学校与校长会面。结果,马车夫听了校长的诉说,气急败坏,给了“儿子”一记重重的耳光!小说对马车夫的笔墨不多,却强有力地歌颂了马车夫的质朴与诚挚,这与那些所谓的高官有钱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家阿尔弗雷多.潘志尼是个长期生活在学校的老师,却能在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中,捕捉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普通小事,创作出揭露虚伪的人际关系、赞颂难得的人间真情的小说来。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罗丹的名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从上世纪九十年初,我就注意到一种现象,从沿海到内地,几乎全民经商,人们发疯般地追求物质生活;直到如今,物欲横流,鄙视文化,渐成时尚。有些大款,虽也以豪华图书装饰书橱,却从不翻阅。我一直想写一篇针砭此现象的作品。可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和题材。读到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聚餐》,不禁拍案叫绝。小说写的是圣诞节那天,文具店的老板与香肠店、酒店、鸡鸭店、面包店等老板约定,各自带店里的食品去会餐。文具店没有食品,夫妻俩就商量花钱去买圣诞大蛋糕。结果会餐时,文具店老板被着妻子带去的“蛋糕”,却是墨水、钢笔、识字课本等文具。所有的老板惊讶不已。有位老板还骂了他了一顿,说他给大家带来晦气,是个白痴。夫妻为此不睦。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几个老板的一次普通会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讽剌几个老板的无知,但实质上是深刻地反映了商品社会中文化贬值的可悲现实,也活现了买卖文具为生的人的寒酸和无奈。作家选择的角度和题材与揭示的主题达到了高度和谐的程度。
读了这部《外国幽默讽剌小说选》,我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部分幽默讽剌小说特别重视写“计”。这类小说大多至少集中写好一个中心事件。巴拉圭作家奥.罗亚.巴斯托斯的《锦囊妙计》就是这类小说的一个范例。小说以1932年至1935年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争夺查科地区的战争为背景,写的是五金行的年轻经理利维拉托与妻子合谋逃脱兵役的故事。利维拉托胆小软弱,不能忍受打仗的艰苦生活,但体检合格,必须上前线。他妻子塞萨里娜就心生一计:叫长期给他们送面包的搬运夫萨尔瓦托雷将丈夫打伤。不料,搬运夫萨尔瓦托雷是个大色鬼,他提出必须和塞萨里娜上床。经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塞萨里娜只好答应他的要求。萨尔瓦托雷心狠手辣,狠狠地打了丈夫一顿,让兵役局重新体检,丈夫由合格变成了不合格。丈夫虽逃脱了兵役,但遭受了妻子受辱和身体致残的双重损失。小说无情地鞭挞和嘲讽了只顾家庭完整,不顾民族安危的肮脏灵魂和卑劣行为。类似的写法,还有英国小说家萨奇的《黄昏》、墨西哥小说家维.里.帕拉西奥的《一把小提琴》。《黄昏》说的是葛尔特茨于黄昏时刻,在公园内游玩,似乎很有防骗经验,但终久被一个骗子所骗的经历,讽剌一个老江湖的夸夸其谈;《一把小提琴》写的是一位顾客在一个店里寄存,而店主以为这把小提琴非常值钱,提出用800元买下,然后卖出1000元的高价。哪想到这把琴只值50元。店主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篇小说都只有五千来字,写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都是集中地写了一个中心事件。事情从开始、发展、到结局,有悬念感。我认为,这种类似“三十六计”的写法,为短篇小说作者提供了一种思维和写作的模式。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写“计”的小说作法上,显然是浅尝辄止的表面化思维,这种小说充其量只是止于编故事而已,还不能算真正意义的小说。而小说大师们的不同凡响,就在于“计”的背后所表达的深刻意蕴。英国小说家柯巴德的《五十镑》,说的是年青女子拉丽接受了去世姑母八十英镑的馈赠,她匿名给自己的同居男人雷普顿寄去五十镑。男人是个贫寒的新闻记者。拉丽是无业人士,她试图用这五十镑来测试雷普顿对她爱情的忠诚度。应该说,在爱情蜜月里,男女双方是会无话不谈的。没想到,雷普顿接受这意外之财之后始终不动声色,这让同样贫寒的拉丽很是伤心。拉丽最终选择离开了雷普顿。无疑,《五十镑》也是写了一个中心事件,或者姑且说是写了主人公的一个“爱情测试计”。透过此计,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我想,这就是大师们编故事与写小说的用心吧!
200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