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读《史记》三题1

三句话的追求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三句话，特别引人注目。它点明了他写《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说，这是司马迁“隐忍苟活”的精神支柱，换句话说，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最大追求。

细品《史记》，我以为司马迁是实现了他的追求的。

“究天人之际”。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第一个追求。究，是探究，是研究。简单点说，司马迁是要通过实录“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他所处的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历史，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这个天，我理解，应该是指“大自然”。从《史记》的字里行间，我发现司马迁的“天人观”，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述，叫“宇宙观”，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他在《天官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天官书》开门见山说，天分五个区域，称为五宫。五宫里的星，住着天帝、三公、皇子、正妃、藩臣。接着，他说，天有日月之分，地有阴阳之别；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日、月、星，是大地阴阳精气的反映，因而圣人能够综合天地的物象，来分析人间发生的祸福。比如，吕后作乱时，有日食，白天见不到太阳。吴楚七国造反，有慧星长达数丈。读了司马迁记载的这些天人感应的史实，说心里话，我是不相信的。纵然确有“天上日月星辰有什么变化，人间就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历史真实，那也只是巧合罢了。但理智告诉我，决不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苛求司马迁和他所处的时代。相反，天上这些日月星辰的变化，恰恰是制约统治者的一种力量。所以司马迁告诫人们说：当政者看到日变应修德义，月变应省刑罚，量变应结人和。

但司马迁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天上日月星辰的变化对帝王兴衰国事变化有着对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天道表示强烈的质疑。他在《伯夷列传》中几乎是用悲怆的语气叙述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穅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趾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盗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何德哉？”

他对善良的伯夷、颜回等人同杀人如麻的盗趾受到天道不公的诸类现象，“余甚惑焉，傥所谓大道，是邪非邪？”而这种既肯定又否定天道的记录，也正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良苦用心！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又一追求。所谓“通古今之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弄通自古至今的变化规律。那么，它是如何揭示这个规律的呢？看起来，它简直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它记录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河流、历法、音乐、医疗等，内容是那么博杂。然而，它通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洋洋洒洒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以众多的人物和史事，记述了三千年历史发展的态势，揭示了历史变化的原因。从手法上来看，也正如他在《报任少卿书》所说：“网络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意思是说，他收集记载了散失于天下的旧说遗闻，考证其中的事件，推究历史上成败、兴衰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在读本纪、世家、列传的时候，不仅能看到他们的兴起，也能看到他们的结局，能够清晰地洞察他们历史的全过程。他的结论，正如他在《平准书》中说的具有深刻哲理的话，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即“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我理解，综观全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句话，可以作为观察全书的一个纲。如果抓住了这个纲，你就会发现，司马迁不仅是写人物也好，还是写朝代也罢，他无一不是渗透着这个历史规律。难道不是吗？想一想秦始皇、李斯、项羽、韩信等众叱咤风云英雄豪杰的发迹与死亡的命运，看一看战国六雄、以及秦王朝的兴衰命运，你就不得不感叹“物盛而衰”的规律，是多么的深刻！

“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第三大追求。读《史记》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太史公曰”。如果仔细分类，“太史公曰”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补写司马迁自己的实地见闻，与文中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如：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人。适鲁，观仲尼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另一类是直抒胸臆，发表自己的言说。如：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淮阴侯列传。》）

这些评点，应该说是比较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个人的一家之言。然而仅仅这样理解，未免失之于肤浅。从本质上说，司马迁作《史记》，他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评判三千年来的历史大势和历史人物的，让史家独树一帜的成为一家之言，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评点历史有所区别。这是司马迁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司马迁写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一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位历史学家独具的眼光和创新勇气。他的一家之言，不仅震惊当代，也深深影响后世！

其实，如果细品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关于其父的临终遗言，你就会发现司马迁另一个石破天惊的追求。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从字面上看，司马迁说，父亲有话: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五百年了，到了接续清明盛世，纠正《周易》的解释，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怎敢谦让呢？其实，司马迁岂只是完成父亲遗愿这么简单！他是要做孔子那样伟大的人物。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如今正是孔子卒后的又一个五百年了，我司马迁不正赶上了这个时代了吗？！孔子在世时，犹如丧家之犬。死后这五百年间，情形就非同日而语了。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儒学如同日月。当是时，司马迁却自比孔子，那是何等的心高气傲？！值得庆幸的是，自司马迁死后又有二千多年了，就司马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而言，他不愧为自孔子卒后五百年来的又一伟人。他终于以“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壮举，实现了他震惊世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