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散文五题2

这个资料是政治局委员调查的资料，在政治局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举出了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各种震撼人心的统计数字：每天有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寻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每天有二千多万失业、待业中青年在徘徊着；每天有数以十万计的百姓生病缺钱进不了医院就医；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适龄青少年因为缺钱享受不到应有的义务基础教育；每天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因经济贫困，企图以自杀悲剧结束人生；每天有数以万人次计的市民、农民游行、示威、集会，维护、争取应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权利：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上访、信访，表达对种种不满的申诉和抗争；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党政干部，沉浸在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中，挥霍、侵吞人民财富；每天持续有数以百万计的国有资金、资产流失境外，流入官僚及其家属的口袋；每天有不少领导干部在说假话、说空话、做假事、混日子，图发横财……

“怎样还有尊严坐在领导岗位上？”

当温家宝提出每天正在发生的上述严重问题时，中间曾停顿五分钟，热泪盈眶地说：如果这样，我们怎样对得起祖国，怎样告慰千百万英烈，怎样面对亿万人民的委托，怎样回答入党时的庄严宣誓，怎样还能有尊严坐在领导岗位上？

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的情况，一位理论家在《炎黄春秋》上描述了三个严峻的社会现实：

近二十年来，我国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经济领域，效益低下。具体反映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系数明显不高。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至今只有4%到5%。但每年为生产这些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资源性产品、即能源、原材料占世界的比重，煤炭达到了31%，钢铁达到了27%，有色金属达到了25%，水泥达到了40%。两者之间明显很不相称，导致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客观上难以为继。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靠资源，如果有一天资源消失殆尽，我们吃什么？很可怕。所以现在中央提出节约能源，要搞可持续发展。二是在社会领域，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包括：在地区之间，人均国内收入西部地位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在城区之间，人均收入超过了3：1。比如我有个同学在广东中山市工作。她的级别比我低，但工资收入是我的2倍。分配不公的问题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去年，全国性治安恶化，抢劫、抢夺成风。广东今年上半年专治砍手党，说明了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三是在政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民主化进程缓慢，干部任用不民主，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这些丑恶现象有禁不止。

我举这些例子，第一，并不是渲染我们到了改朝换代的地步，是说，作为作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即便是生活在所谓的“盛世”，也要看到我们国家还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阴暗面。正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作家不能孰视无睹，要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第二，也不是说我们为了写好作品，非要回到乱世去。如果这样理解，不仅愚蠢而且也非常可笑。我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既要看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光明面，也要看到我们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与阴暗面的弊端和根源做坚决而又不妥协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了写好散文作品，同时，也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我想，这些作品写好了，是可以传世的。再说，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但是，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与文革时代相比，我们的言论是自由多了。只要你说出的是真理，表达的是人民大众的心声，表达的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心声，是没有人给你以言定罪的。

第四个问题：散文与作家修养

历朝历代的作家，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作家，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生命的时间长一些，当然，要写传世的作品，要求就会更高。除了外界条件以外，要写好作品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作家修养。作家修养无非是两条：

一条是要读书，一个古书，一个洋书。鲁迅就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他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其实，他读的古书不少。他写的大学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不知道看了多少中国古代小说，多少古代文论，才写出来的。读古书也是要精选的，不是凡是古人书都是好书，也有不好的。我主张读古书，首先还是要读好《老子》、《庄子》等诸子散文，尤其是要读好《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为什么要读好这些经书呢？因为这些经书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你说是哲学吧，它也是文学，你说是文学吧，它写的内容又是史学，多么丰富，多么深邃。比如孔子的《论语》，宋代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它的不朽。“五四”运动和“**”打不倒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打不倒它，我看它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明真理是打不倒的。《老子》也是如此，它的哲学思想，它的“无为”之道，它的“天人合一”之道，至今仍放射灿烂的光辉。托尔斯泰八十岁才读《老子》，感叹地说：“如果再早三十年读《老子》，我的作品要重新改写。”如今全世界的哲学家，没有不研究《老子》的。有的甚至说，中国的书、其他书都可以不要，但不可不要《老子》。所以，我有一个主张，我们的语文教材要改革，白话文也要学，但最根本的，最至关重要的，高中以前要把《四书五经》读完，这不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讲的，更主要的是涉及到培养人的大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中国的未来。现在年轻的一代，心理都很不健康，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教材问题。目前的语文教材，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使得我们的孩子没有信仰，没有精神支柱，没有道德规范，没有文明素质。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读一点，但那不是重点。如果把现当代文学作品当经典，我们可能永远也写不出好作品来。读书另一个重点就是外国文学。在宜昌，作家吕志青做得比较好，我们都要向他学习。所以说，一个作家从事创作，不从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不是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

作家修养第二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穷而后工。”可以说，是道出了写好作品的规律。韩愈说的话我理解，生活中受到挫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遭遇磨难，这是坏事，但对一个作家来说，却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挫折、不公平、磨难能够让作家感受到心灵的痛苦、灵魂的煎熬，这时候的作品，才是有血泪的，有血肉的。八十年代一批作家的好作品，当过右派的作家特别多。为什么？不平则鸣。在运动中遭受打击，像刘绍棠、王蒙、从维熙等等，他们的作品就写得好，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欧阳修的话我理解，人要安贫乐道，生活中遭遇挫折，遭遇贫穷，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正如《易经》所说的：穷则思变。穷能使人发奋图强，穷能使人认真做好一件事。所以有人说，穷也是一种力量。可是我们现在的作家们，耐得住寂寞吗？一方面又渴望写好作品，一方面又耐不住寂寞，写了一两篇所谓有影响的作品之后，就飘飘然，想的是当官，想的是多搞钱。当然，想当官，想搞钱也不是坏事，那么，可能就要改行了，与文学拜拜了。

第五个问题：散文与作家人格

我以为，要真正写出好作品来，作家独立的人格非常重要。什么是独立人格？我的理解就是不要依附于权势，不要依附于富贵，不要依附于名利，这一点，古人比我们做得好。就拿老子、孔子和孟子来说吧。他们的治国之道和为人之道在急功进利、霸道横行的春秋战国四处碰壁，甚至遭遇嘲笑、讽刺，但他们不为所动，安贫乐道，结果，五百年之后、八百年之后，他们的主张和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欣然接受。现在我们来看当时帮助诸侯国打天下的所谓纵横家，他们的历史成就有哪一个赶得上孔孟之道呢？我们熟知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老子之道的功劳。如果这些诸子们，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作品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朽吗？坚持独立的人格，其实是非常难的事。在实际生活中，往往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残酷打击，轻则一生清苦，重则家破人亡。最近，我看了欧阳修的一篇文章《与高司谏书》，发人深省。高司谏，姓高，叫高若讷，字敏之，山西人。他当时在宋朝担任司谏一职。什么是司谏呢？司谏就是负责向皇帝提批评意见的人。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就是给高司谏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震撼人的灵魂。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为范仲淹遭贬鸣不平。范仲淹当时是吏部员外郎，相当于我们今天中组部的官员。当时，有感于官吏进退全决于宰相一人说了算，便一连写了《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篇文章，讥评时政，指责宰相，希望皇帝能够取消宰相一人决定官员升迁的弊端。范仲淹此举得罪了宰相，宰相就把他贬为饶州知州。作为司谏这个重要职务的高若讷，完全可以给皇帝提出进谏，希望皇上能够取消宰相这个错误决定。这可以说是当时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高若讷为了保自己的官，竟与宰相同流合污。欧阳修就冒着得罪高司谏、得罪宰相的风险，对高司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令人震惊的是，欧阳修措辞十分严厉，他说：“你可以直接把我这封信交到朝堂上去，让朝廷指正我的罪名而诛杀我，使天下的人都明白地知道范仲淹被驱逐，那倒也是谏官的一桩功劳呢。”欧阳修当时是一个馆内的校勘（相当于六品），他完全是出于义愤，不怕丢官，不怕杀头，写了这样一篇千古名文。所以说，作家没有独立的人格，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欧阳修就是因为写了这一篇文章，果然得罪了高司谏和宰相，就被贬到我们宜昌当了三个年头的县令。看来，写传世文章是要付出代价的。

2006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