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散文五题1

散文五题

——在宜昌市首届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宜昌市文联和市作协联合召开首届散文研讨会，从研讨青年作家谭岩、陈刚、秦晓梅、朱朝敏的散文作品出发，着重研究宜昌散文作家如何突破自我，提高作品质量，以期宜昌散文走向全国。这次研讨，对我们宜昌作家来说，将产生深刻影响。从这四位作家的作品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从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取材，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谭岩写出了乡村生活的哲理，陈刚写出了乡村生活的诗意，秦晓梅写出了普通人的真情，朱朝敏则致力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尤其是谭岩的作品，感情含蓄而又深沉，语言明净而又清新，显得更为成熟和老到。但总起来看，他们是成长型作家，作品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宜昌散文作家的一个共性。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散文正在成为大众化的写作文本。从文人圈来看，已经不是专司散文作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教授、学者，甚至官员，都在写散文；从社会圈来看，各行各业爱好写作的人，都加入了散文写作的大合唱。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以后，散文这个文体更是如火如荼，博客风起云涌，这是好事，我们应该为之高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很多人似乎觉得写作散文的门槛很低，风花雪月，海阔天空，都可以写，因而也就忽视了散文的质量。冷静分析，散文好的作品不多，可以传世的作品就更少。散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自由的精神、传统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消失了。因而，大量的矫情虚假的，无病呻吟的，过度关注自我的，文不载道的作品充斥着我们的报刊和书店。当前，摆在我们作家面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写出较好的作品来。如何写好作品，我主要谈五点体会：

第一个问题：关于散文的概念。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关于散文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散文的概念统一一下认识。“散文”这一名词包括两种意义：就大的方面来说，它指的除了有韵文、骈文如诗词以外的作品，如传记、游记、小品以及学术文章、应用文等，统称为散文。这个概念，我们的古人就是这样划分的。比如清代吴楚才编的《古文观止》就是根据这种概念编排的。陕西的作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它的宗旨就是大散文的概念。按照古人的大散文的概念，哪些文章是属于散文呢？如论辩、序跋、奏义、书说、赠序、诏令、碑志、杂记、哀祭、辞赋等。我相信中国古代文学除诗词曲以外的作品，都属于这种范畴。就小的方面来说，它就是专指和小说、诗歌、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形式。从我们报纸来讲，我们的文学副刊如人民日报的《大地》、光明日报的《东风》上绝大多数文章就是散文，也有少量的诗词、美术作品。还有市场上流行的几种杂志，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陕西贾平凹主编的《美文》、郑州文联主办的《散文选刊》，这些刊物专门刊登散文。总之，中国的传统的所谓散文概念是广义的，狭义的散文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产生的，一直到至今。狭义散文的产生，主要是受西欧文学的影响，小说、戏剧的地位上升，同诗歌一样显赫，散文由过去主要地位而变成文学的一小部分。它变成了以个人为主，而生发的描述一切感触或意见的文章，成了纯文艺的一种，而不再是广泛的文章了，而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天下。在散文的旗帜下再细分，还有杂文、小品文、随笔、报告文学、通讯、特写、速写、游记、回忆录、传记等。如还要细讲，散文和议论文的结合就是杂文，这是鲁迅的创造，他把这一文体发展到极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亮点。再就是散文和通讯结合就是报告文学，如我们湖北著名作家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写数学家陈景润着迷于数学研究，首次对**作了否定性的描写。我是比较认同大散文这个概念的。比如还有书信、日记、序跋、碑文、演讲稿等等，也应该算散文。

第二个问题：散文与读者需求

今年四月，湖北省作家协会在长阳召开了散文研讨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是中国目前散文是虚假的繁荣；另一种观点是说散文创作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仍然是繁荣的。前一种观点说散文是虚假的繁荣，主要是谈了散文存在的问题，如散文的矫情，散文取材过于狭小等等。但我是赞成是后一种观点的。也就是说，建国50多年来，散文有两次繁荣：第一次繁荣是1961年，这一年因文艺政策有所松动，这一年出了一些好作品，因而称为“散文年”以外，这个时期的散文作品，总起来看，虽有生机，但整体水平不是很高。尽管如此，但还是出现了一批散文大家，那就是文坛上公认的“三足鼎立”，即刘白羽、杨朔、秦牧。同时，文坛上也有“南秦北杨”之说，就是说南方有秦牧，北方有杨朔。这三位大家的风格各不相同：刘白羽的豪放，杨朔的婉约，秦牧的情趣。刘白羽的豪放，如大家在中学就学过的《长江三日》，写长江的豪放奔腾之美。但刘白羽的弱点也很明显，因当时受极左的影响，作品的议论，我总感觉有些虚夸，感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他的抒情不够自然。杨朔的婉约，用杨朔自己的话讲：“我是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因此，他的结尾总是“卒章显其志”，作者跳出来讲道理。他的作品有《荔枝蜜》、《雪浪花》。秦牧的情趣。秦牧本来是写杂文的，所以他的散文论说有余，抒情不足。他的特点是以知识性见长，颇有情趣。他的散文是靠广博的知识作支撑，比如《多菱角的喜剧》。这些好作品，都是1961年出现的。为什么1961年会出现好作品？这是由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得到贯彻的结果。第二次繁荣是1977年至今。1977年之后，散文进入了一个勃兴繁荣的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两次繁荣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者需要散文。为什么读者需要散文呢？我认为客观上有两个因素：

一是读者需要精神支柱和心灵蔚藉。我们经常讲，作为一个人，他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生活，一个就是以吃、穿、住为标志的物质生活，另一个是精神文化生活。一个人再有钱，如果没有精神支柱，没有文化生活，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人们在劳作之余，也需要看文学作品，看小说，看电影，看散文。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灵魂受到蔚藉，从而得以安歇。

二是市场经济快节奏的生活，客观上为散文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什么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散文如此蓬勃呢？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整个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传统的伦理道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受到极大挑战，人们在红尘中变得心浮气躁，心里失衡，精神迷茫，灵魂无所归依，他们渴望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人们都在市场上拼搏，没有很多的时间看小说，尤其是看长篇小说，而散文篇幅短，看的人花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散文受到了大众的亲睐。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三多”：一是散文月刊多，如《散文》、《随笔》、《杂文》、《读书》、《中华散文》、《散文天地》、《美文》、《散文选刊》等等；二是报纸散文副刊多。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几乎都开辟了以散文为主的副刊园地。三是散文书籍多。现在书店里散文随笔的书特别多，也很畅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散文作家的专集，是一印再印。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百花散文书系》，这个书系包括现当代作家100位，外国作家20位，古典作家30位。这套书品味高，非常俏销。这个时期的散文大家有很多，如巴金、冰心、孙犁、季羡林、余秋雨、贾平凹、林非、卞毓芳、王充闾等的，还有一批小说家，如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抗抗、梁晓声、莫言、铁凝等等。从我个人爱好来讲，我比较喜欢孙犁的、贾平凹的。像余秋雨的除了我比较喜欢他的《苏东坡突围》外，还有卞毓芳、王充闾的等等，我不大喜欢看。他们这几个人，称之为文化散文的代表，着重于写历史和历史人物，议论比较多，我个人认为，这类所谓的文化散文日益成为模式化倾向，读来比较枯躁。这类的散文多了，会把始作俑者给毁了。因此，余秋雨后来的文章，我基本不看。同是说历史、说文化，我宁愿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关于讲历史、讲文学、讲文化的讲座。为什么呢？那些讲座直白而又精彩，比所谓的历史散文好看得多。当然，也不能全面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既然是代表作，还是应该有它的地位。孙犁的小说和散文，我都比较喜欢。孙犁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作家，如他的小说《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风云初纪》等。散文如《秀露集》、《远道集》等10种。我认为，文坛上对他肯定得还不够，尤其是晚年的散文，特别老到。他的作品，我是要经常读的。贾平凹，发表作品已有700万字，可以说是著作等身。近两年，一个叫李建军的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对贾平凹作了全面的否定。我以为，贾平凹的《废都》和他前两年写的短篇如《制造声音》、《饺子馆》，还是有时代特点的，应该肯定的。当然，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散文，如长篇散文《老西安》。他的散文是明丽的，清新的，也是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应该算一个大家。李建军全面否定贾平凹，我以为，也不是实事求是，尽管他对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批判很精彩，也很中肯，但不能抹煞贾平凹散文创作的成绩。当然，贾平凹早期的散文，有模仿的痕迹，主要是模仿古人的、沈从文的、孙犁的，比如他的《商州初录》等，其路数和风格活像沈从文写的《湘西》。但是，哪个作家不是从开始学习模仿起步的呢？

第三个问题：散文与作家时代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古代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我感到，能够传世的作品其实与作家生活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我认为，我们现当代文学作品没有达到古人的水平，更不要说超越古人水平。所以，我现在很少看现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只看古人的、洋人的。古人的作品就是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为什么古人作品能够传世呢？前不久，我们三峡晚报副总编张勇引用了清代一位诗人的诗句，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国家不幸诗家幸》。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国家动乱，民族不幸，人民不幸，诗人们悲愤之情、感伤之情尤其敏感而又深沉，这个时代，是写诗的好时代。如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种切肤之痛的感情，只能产生于乱世。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出了一批巨人，可以说，没有春秋战国五百年乱世，就产生不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一批批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产生这些巨人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时代。春秋时我们中国有八百个诸侯国，经过春秋三百年的兼并战争，还剩下173个诸侯国，又经过了两百年的兼并战争，由战国七雄最后归为秦统一中国。也可以说，没有这个乱世，这些英雄也不可能出来。第二个就是百家争鸣。当时生活在诸侯国的知识分子，就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来讲，应该属于贵族阶级，由于国与国的兼并战争，他们的地位不可避免受到挑战，因此他们都企图用自己的思想说服君王的思想，为君王战胜他国献计献策，以至能够战胜他国。因此这个时候，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现在我们读到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等的文章，几乎都是穿越时空的经典。我们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和“**”，这两次对国学的空前扫**，但我以为，我们的国学不仅不会消亡，而且会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我悟出的道理是：要有传世作品，一个就是时代，这是解决内容问题。第二个就是百家争鸣，这就是解决传世作品产生的环境问题。这就是说，要给人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要想有传世作品，我认为不可能。倘若大家不信，翻一翻我们的大学语文、中学语文、小学语文，除了古典文学作品以外，剩下的白话文作品，有几篇能够传世呢？我这样讲，是不是说我们如今处于这个时代，就写不出好作品来呢？不是的。我们这个时代与解放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们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但是，离人民的意愿、离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还差得很远。最近，我看了一位朋友从北京传来的一个资料，让我感到很震惊，同时也深感到一位作家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