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实用杂着
（四） 实用杂着
伟大的作家，他的心永远系着人民。蒲松龄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时刻记挂着周围不识字的劳动人民。他写俚曲，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受到教育和感化。此外，他还利用空余时间，编写适合农村需要的实用杂着，以图对农民们有所裨益。
他的实用杂着，张元墓表的碑阴记有“《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另据《聊斋文集》，蒲松龄还编有《婚嫁全书》、《药祟书》、《家政外编》、《家政内编》，摘抄有《会天意》、《观象玩占》等书。现在可见的有载于《蒲松龄全集》的《历日文》、《省身语录（残稿）》、《历字文（残稿）》、《日用俗字》、《家政外编》、《家政内编》、《农桑经》、《药祟书》等。
《日用俗字》写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作者《自序》称：
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如“豭”读为“脚”，“种耜”读“种使”之类，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意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
文字虽短，但把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动机、方法、效果等等都讲得很清楚。全书主题分为31章，如“身体章”、“庄农章”、“养蚕章”、“饮食章”等等。每章均采取七言诗的形式，将有关的字巧加编排，使内容既有一定内在联系，又便于记诵。有些还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如《庄农章》开头就说：“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庄稼忙乱无头启，只有冬月稍清闲。”反映了他的重农思想以及对农民一年到头忙碌的同情。《兵器章》说：“太平武备莫生疏，插靶射箭如投壶。……好官日日拿贼盗，轻者夹帩重者诛。城不门乡安稳，从今天下一贼无。”表现了他的“常备不懈”思想和强化治安的理想。《僧道章》认为庵观养的是“自己不能受辛苦”的“闲人”，对僧道做法事心不在焉以及嫖赌（“布食银下场中注，抄化钱买被底春”），颇有些不敬，对我们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有重要启示作用。另外，作者反对赌博、狎妓，主张安分守己，不要争讼，也不大相信风水，对农村中的手工业者木匠、泥瓦匠、铁匠、石匠、裁缝、皮匠等颇怀敬意。这些都很可注意的。
《农桑经》收《农经》71则，《蚕经》21则，《蚕经续补》12则。（还有《蚕祟书》、《养树》、《接树》等）。前者按农历月份叙述农事的宜忌，后二者则按内容介绍养蚕收茧的要点，堪称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作者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序中说：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袴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今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
里面固然有一些从书本移植来的知识，但有不少是总结当地的生产经验，且写得颇为生动，如《二月》中的《坝堰》：
山地得力在堰，缺处宜早修，水口宜急塞，或加填叠。一则不致冲决，二则雨水落淤，名为“天下粪”。若水大不可遏防者，则以石叠其水道，使勿刮地成渠。若高堰则用石和沙灰垒之；或用三合土如筑墙状，架板打之。谚云：“地无唇，饿煞人！”信然。
又如“御灾”条，介绍了几种灭虫及抗旱的办法，颇有地方特色，且认为“扞御之法，人定可以胜天”，这种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聊斋佚文辑注》中所收的《农桑经残稿》，原名《聊斋杂记》，上册记载从正月到12月的农林业种植法及宜忌，加上农牧渔业及养花等内容，下册收书斋雅制、字画、装潢、珍玩、石谱等内容，兼介绍鉴别方法等，颇有实用价值。经盛伟同志考证，此《农桑经残稿》上、下册实则就是《家政外编》、《家政内编》。
《药祟书》的抄本是1984年发现的，分急救、内科、外科、妇科、幼科五大类，共收药方259个（不含“又”方），治疗的疾病为177种。其中有抄自《本草纲目》等医书的，也有作者自己收集的验方或偏方，还杂有一些巫术、迷信内容，是其缺点。它的可贵之处是作者完全站在缺医少药的农民的立场，从经济、实用、方便等方面来取材，其用心诚为良苦，爱人之心亦跃然纸上。写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自序说：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以黄白财送之云尔。
“不取长方，不录贵药”，这种为贫苦人民着想的精神令人感动，只是后面夹以巫术，亦走火入魔的表现。“四十部”之说，不知何指，疑该书仍有遗漏。
有些书现尚未发现，从留下来的残稿或序中可知道一个大概。如《怀刑录》序中说，邱行素“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为一书请他指正，他认为，扩充一下，“使读礼者知爱，读律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非浅矣”。于是他便“因即其本而错综之，随亲属别作部，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愚夫妇一见可了；而又集日月所易犯者，增之为《怀刑录》，使吾人知所措手足”。这是以礼法来约束民众，而《省身语录》则是摘抄的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似乎只供他自己和他的“后人”阅读，并不对外的。《婚嫁全书》序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似乎是有关婚嫁的宜忌通书，蒲松龄好像是不相信这一套的，认为“唐宋以来，选择百余家，造凶煞之恶名，骇人观听，古人不甚遵，颇亦不甚验。最不可解者为周堂，不论节候交否，但以为逢若吉，逢若凶，此何理也？今必欲集其书，勿乃为荒唐者愚乎？”但他为了从众随俗，索性全收，以期破除迷信，他说：“我辈俗中人，举世奉为金科，而我独自行胸臆，既有违众之嫌；且子女婚嫁，既无所疑忌，而姻家公母，必龈龈以为不可，遂不得不设酒封金，转求术士。故不如广集诸书，汇其大成，使人无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亦甚便也。”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这些书无论存与不存，内容亦无论其良莠杂陈，但蒲松龄自觉地用自己的知识为贫苦的没有文化的下层群众着想，为他们做事，这种精神是一贯的，也是很可贵的，在历史上的大作家中，能兼及这一点的并不多见。
除了以上实用杂着外，蒲松龄还为了教学的需要，编了一些书，如《帝京景物略选》、《庄列选略》，原书亦不可见，但保留下来的两书的序却是十分重要的资料，它们表明了作者编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一是“狐取其白，尽美而已”的求精原则；二是“简而可携”的便于实用原则，三是“率凭管见”以我为主的原则。它们也表明了作者对原书的评价及其文学观点。如评《帝京景物略》：“古游记，汗牛马，浩翰之，櫽括之，能事则尽。先生之文也否： 字为读，句为折；无读不峭，无折不幽，创矣。其所为创，不直学，才也。”以极精练的文字指出该书的特点在“创”，而能“创”之因在“才”，堪为确论。又如评《庄子》、《列子》：“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世有恶其道而并废其言者愚，有因其文之可爱而探之于冥冥者则大愚。盖其立教，祖述杨老，仲尼之徒，所不敢信，而要其文洸洋恣肆，诚足沾溉后学。”短短一段文字，把“批判继承”的精义讲得很清楚，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