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晚年的诗歌1

蒲松龄晚年的诗歌

公元1710年，蒲松龄71岁时，终于结束了在毕家长达30年的坐馆生涯，回到了自己家中，开始了一种退休赋闲的新生活。到1715年他76岁去世，一共6年时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蒲松龄一生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蒲松龄这几年的诗歌创作，对我们研究他的思想和小说创作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蒲松龄撤帐归来，家中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国税则由儿子分担，他得以“栖迟偃仰，抱卷自适，时邀五老，斗酒相会，以叙生平、话间阔，差可自娱”，除了在乡里作些调解工作，就是出游、会友、读书、写作，而其中写诗是他最主要也最有成绩的一个方面。按照盛伟同志编的《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的考订，蒲松龄在这6年中共存诗歌91题113首，其中，1710年10首，1711年18题28首，1712年16题18首，1713年21题26首，1714年26题31首。大约占蒲松龄现存全部诗歌的9％。这些诗歌的内容大约可分为3类： 一是感时，二是评史，三是述怀。“诗言志”。蒲松龄晚年的诗歌更是他心声的流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真谛，灵魂的归宿。下面试分别细述之。

一、 “自笑颠狂与世违”

蒲松龄满腹经纶而始终怀才不遇，虽然年轻时连考三个第一博得一个秀才头衔，但从此再也“升”不上去，72岁才补了一个贡生，大有安慰性质。尽管他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布衣，可始终没有忘记世情。因为蒲松龄是一个儒者，深信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身居陋室，心忧天下。坐馆期间及此前，他的创作就是入世的，他的《聊斋志异》被人认为是他“救世婆心切”的产物。退休回家后，他也曾有过“闭门坐卧手一卷，不欲事态入吾眼”（《白发翁》）的决心，但是，遇到他看不入眼的事态，他最终还是忍不住要发言。他“自笑颠狂与世违”，对人间黑暗、世事不平，明知没有回天之力，但还是忍不住要大声疾呼。他积极“干预生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代为人民鼓与呼。

在他刚回来的那年，听说贪吏康利贞因厚赂王渔洋而得以官复原职，他即毅然给王渔洋写信，要求出面阻止，并且与人联名给吴县令写信重申这个要求。到家中之后，虽然更加远离官场，但政府和官员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和其他平民百姓的头上。他仍然有话想说。请看《十一月初五日，官征漕粮》：

冬闲应得万农欢，白着增加措备难。

时值大平终岁苦，惟翘白首望清官。

所谓“漕粮”，实际上是清统治者强加在农民头上的额外的苛捐杂税，它规定，农民除了要交地丁税等之外，还要上缴不同比例的米豆，漕运到京师。虽说上有定例，但经办的官员往往趁机乱收费，搅得老百姓在“太平”岁月里没有太平日子过。蒲松龄所在的淄县便是一例。他在《与孙爻文转示吴县公》文中说：“吾邑自张公改民解为官解，当日只收正米之价，每石不过六钱，……此后每易一官，必增一二分。韩公初任，加至一两二三钱，至临终之乱命，则至一两六钱，而怨声以作。去年则权官如劫，更不堪言矣！漕粮之害，一甚于高，高益甚于李合经，去年康利贞则腰缠万贯而逃。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役无底之贪囊，何时填满！”这首诗用一句“时值太平终岁苦”把漕粮带来的危害揭露无遗！“太平”时尚且如此，饥荒、战争等不太平的时候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关心身边的社会问题。也许与他自己是一个老人有关，他的目光所及较多集中在老人失养的社会现象上。《老翁行》写一个有儿有孙的八旬余老翁“耳聋目暗牙齿无”，但受到儿孙的遗弃，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作者气愤地写道：“早知枭鸟仇相向，堕地一啼置隘巷！”借用老翁的口吻，早知今日儿孙这样不孝，不如在他们刚生出来的时候也弃之不管！当然，这是气话。事实上，直到今天，遗弃、虐待老人的现象还是司空见惯，但对于刚刚生下来的孩子，谁都是当成宝贝一样的，怎么舍得“置隘巷”！作为对照，蒲松龄在《孝妇行》中热烈讴歌尽心尽力侍养孤老公公的孝妇。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家里困难，她就“拮据供甘旨，藜藿乃自甘”，做到克己奉“公”，使公公晚年过得舒心。同样是80多岁的老翁，一个为子孙弃养，衣食无着，又冻又饿，“破帽无檐垂败絮，袜履皆穿足趾露”；一个为孝妇奉养，丰衣足食，“老翁乐陶陶，忘却衰惫艰”。这里其实寄托了蒲松龄的爱憎。但令人不平的是，前者虐待老人的行为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而后者的敬老行为也受不到表彰，当蒲松龄写好表彰信给有关“领导”时，却被搁置一边。因为“仍须备常例，方得闻宰官”！不给“好处”，就让好事湮灭无闻！这样的腐败怎不令人愤慨！

《贫女》则谴责了社会上在婚嫁问题上嫌贫爱富的丑恶行为。它通过东家二女因夫婿贫富不同在回娘家时受到的不同待遇，狠狠批评了嫌贫爱富的父母，对贫女义正辞严地批评父母之后“拂衣出门去”的举动，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三是关心自然与人的关系，盼望风调雨顺。如《禾灾》写谷的危害，把朝廷免去两税带来的一点点希望全化成了泡影。《大雨》写作者久旱盼雨、雨久复盼天晴的复杂心情，无非是希望老天爷能给农民一个好的收成。

蒲松龄这种疾恶如仇、关心民瘼，不愿与黑暗社会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是一贯的，到老了也没有销蚀其光芒。大有诗圣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遗风。

二、 “漫开浊镜论千秋”

蒲松龄回家后，读书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回家头一年作的《斗室》说：“短榻信抽引睡书”，《寂坐》中说：“生平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就西窗。”简直是一天到晚，手不释卷。年纪大了，读书容易忘记，但还是要读：“读过旋忘犹抱卷”。（《大雪连朝》）身体其他器官不好，只有眼睛还能看东西，他还是要读：“仅目一官能尽职，翻书幸足开心情。闭门坐卧手一卷，不欲事态入吾眼。”（《白发翁》）他读些什么书呢？一类是消愁解闷的： 如《读书》称：“老惟此物堪消闷，鳏更无聊借解愁。”这类书大概也包括他所谓的“引睡书”。但是，他人虽回家，心却继续挂念着国家和人民，因此，他常读的还有另一类书就是历史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特别是他夫人去世、幼孙夭亡之后，他心情大恶，“然寝食左右，必有古史一卷，感则作诗以评骘之，此亦破寂遣怀之一方也。”（《行述》）从蒲松龄的诗歌看，他读史的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历史。“乌啼漏下不成眠，半夜挑灯读《南史》。”（《雪夜布被》）“读史迄汉唐，不可复聊赖。”（《读史》）都是最好的说明。为什么这段历史引起了蒲松龄的兴趣？也许是他的兴之所之；也许是补他坐馆期间读书的缺憾；也许因为这段历史是中国古代一段很有特色的历史，并且与明末清初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使他可以借题发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在刀光剑影中实现了大融合，文化也得到了一次大发展。真有点应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继之而起的隋唐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统一，而且带来了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繁荣。

我们现在不知道蒲松龄是通读还是选读这一段历史，但从他留下的诗歌来看，他很可能是跳跃式地抽看，当然也可能是他在通读的基础上只拣自己最有感触的人和事写成诗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重点所在。按照作诗时间的先后，除了《读史》四首之外，他所写的六首评价历史人物的诗分别是写崔伯渊（北魏）、刘士安（唐）、元稹（唐）、慕容冲（后燕）、杨妃（唐）、褚遂良（唐）。从这些诗歌中反映他所关注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以及他对他们的评价，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反映了他典型的儒家的历史观。他的《读史》四首是他的历史观的“纲领”。第一首抨击的是统治者不择手段的篡夺政权，还要虚仁假义，情态丑恶，令人作呕。从“九锡求速加，让表成已久。自加还自让，情态一何丑”来看，似乎是暗指曹操的。曹操在正统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文人眼里，是一个不符合“君君、臣臣”纲常的人物，所以在旧戏舞台上，他被涂了白鼻子。蒲松龄对曹操从来没有好感，在《聊斋》中有好几篇可以说是骂曹操的作品。这首诗以曹操为例揭露篡权者丑恶的嘴脸还是有其鞭挞作用的。第二首讲奸臣乱国，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诗中认为奸臣之所以得势是因为善进“谄言”，致使皇上受迷惑而分不清忠奸是非，但后面说的“哀哉乱世主，如貉同一丘”，虽则局限在乱世，但已经窥见了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奸臣其实是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本质，双方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第三首评述历史上小人杀君子易，君子除小人难的现象，只是举出一些史实，发出呼吁，希望能够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但他也开不出救治的良方。第四首讲宦官之害。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诗中把宦官误国归咎于“刑余性鸷忍”显然是错误的。其实，宦官与外戚、奸臣的祸国殃民，罪魁祸首都是皇帝。蒲松龄诗中的观点与历来正统的儒家文人是一致的，都未能窥破其中的消息，我们不能怪他，但他提出这些历史现象加以谴责，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二是他对历史的新见解，难能可贵。在他评说的6个历史人物中，对元稹和褚遂良是褒贬参半，认为他们在创作上和书法上的成就值得称道，但是人品却大有瑕疵。这种既不以人废文（艺）又不宽恕文人的恶劣政治品质的辩证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元稹》一诗最后告诫：“贪衷若按抑，身名益彪炳。”应该看作不仅是对元稹，而是对所有的“古词人”今词人的药石之言。《杨妃》一诗一反前人美化唐玄宗、归罪杨贵妃的成见，不但大胆地肯定杨贵妃“三十八龄殉社稷，还留风韵在千秋”，洗刷了是因她引起国乱的诬蔑，而且肯定她是为国捐躯，流芳百世，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女人祸水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量描写了美丽、善良、高尚的女性形象，应该说是与他这种能正确对待妇女的先进观点有关。三是注意一些不太引人瞩目的人物，如慕容冲、崔伯渊、刘士安。慕容冲（作者误为慕容垂）是一个靠以男色侍人的无耻之徒，做了一年多的后燕之主就被人杀掉。蒲松龄是怀着极其厌恶的心情来写他的，末两句“此类称天王，乱世良可哂”，点出了社会混乱是沉渣泛起的原因，是颇有眼光的。《崔伯渊》写才智之臣的枉死，在痛斥昏庸的君主的同时，要求他们“刻刻宜自儆”，学会保护自己。《刘士安》歌颂了“股肱”之臣刘晏，鞭挞了“聚敛”之臣杨炎，重点仍在于谴责“信馋”的皇帝，以至于造成了天道反常，国势不张的严重后果。这三个人在历史上较少被人提到，蒲松龄专门以他们为诗，肯定是有感而发。有同志说蒲松龄有的咏史诗是“为咏史而咏史”，恐怕是不确的。应该说，他的咏史诗都是同咏怀紧紧相连的，只不过有的表现得明晰，有的表现得隐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