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俚曲奇葩2
《禳妒咒》是根据小说《江城》改编的，讲的是夫妻关系。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家庭关系中的一个大题目。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做丈夫的可以三妻四妾再加妓女作补充，而妻子却被要求三从四德，不许同其他男子有任何接触。这种畸形的夫妻关系造成了许多畸形的心态。所谓的丈夫“怕老婆”，妻子“妒”，就是这种畸形心态之一。正确表现与处理好夫妻关系是协调家庭、安定社会的重要内容，可惜作者没能表现好，把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之间的失和归结为果报，糟蹋了一个好的题材。
非《聊斋》改编的8个俚曲，表现的内容比较驳杂：《蓬莱宴》写王母娘娘在赴蓬莱宴途中，故意差遣仙女吴彩鸾去华山采藕，有意成全她与意中人文箫的爱情，表达了“早知人间这样欢，要做神仙真是错”这样的积极主题，但最终仍脱不了富贵神仙的俗套。《丑俊巴》只写了个开头，并未完成，似乎要把最“俊”的潘金莲与最“丑”的猪八戒“撮合”在一起，写一出荒诞剧。开头的〔西江月〕写道：
一个说金莲最妙，一个说八戒极精；我遂及他撮合成，那管他为唐为宋。净坛府呆仙害病，枉死城**鬼留情；酆都城畔喊一声，就成了一双鸾凤。
按惯例，这就是全剧的剧情梗概。大概是作者看了《金瓶梅》与《西游记》之后，想要借题发挥，编个俚曲，终因缺乏生活而写不下去。这两个神话传说题材的俚曲，颇有无病呻吟、游戏文字的味道。
《快曲》与《增补幸云曲》属历史题材，但作者似乎并不是严格地按历史事实来写，而多半只是借题发挥。《快曲》写曹操败走华容道被关羽放走又被张飞杀死的故事。该曲对曹操极尽丑化之能事，从曹操被“杀死”后，还要安排士兵射头以及割下耳朵烧来吃的描写，联系到《聊斋志异》中的《曹操冢》、《甄后》等，可见作者对曹操是恨之入骨的。《增补幸云曲》从结构看，比较完整，里面描写正德嫖妓的许多细节也很有生活气息，不像是山村穷学究所能为的。我怀疑蒲松龄是在别人的《幸云曲》基础上加以润饰、修改、加工、增补而成，所以叫做《增补幸云曲》。俚曲虽然对于皇帝与妓女的艳情津津乐道，显得庸俗不堪，但其中以调侃的笔法把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皇帝写成一个“贪花恋酒”的嫖赌老手、流氓无赖，甚至借别人之口当面大胆地骂皇帝是“只管他闲游闲耍，那知道百姓遭殃”的“精混帐”，骂皇帝是“狗头”、“驴耳朵”。同时作品中还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揭露了各级统治者的贪婪腐朽，有一定认识价值。
《俊夜叉》、《墙头记》、《穷汉词》、《琴瑟乐》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大多比较单薄，其中《墙头记》较有特色。它反映了旧社会普遍存在的老人弃养问题，做父母的“养儿养女苦经营”，但“到老来无人奉养，就合那牛马相同”。俚曲写老汉张老自丧妻之后，由两个儿子轮流供养，吃的是冷糊突，穿的是旧衣烂衫，受着非人待遇。当老大供养时间到了时，在大冷天将老汉送到老二家，老二则装死不开门，丧心病狂的老大竟然将82岁的老父搁在墙上扬长而去。恰逢王银匠路过，救下老汉，一面批评老汉自己惯坏了儿子，一面又施小计，对他的两个儿子说，老汉分家前还铸了许多银子藏着，使两个只认银钱不认人的不孝儿子又争着侍奉老汉，直至老汉寿终安葬之后，才说出真相。当两个不孝子急着问银子下落时，银匠哈哈大笑说：“二位待要银子？甚么银子？桃仁子？杏仁子？”并承认是自己用的“牢笼计”。二人听了大怒，银匠又笑着说：“我虽老的无正经，哄杀人从来不偿命。不曾哄着你敬俺老，又不曾哄着你跳枯井，这一哄略略通人性。”两人与各自老婆先是要打银匠，后又要求见官，结果男的每人被打36板，女的每人一拶子、一百撺，落得个自作自受，真是大快人心。当张大的儿子嫌脏不肯给他擦血并说是向他学的时，张大才略有醒悟，说出了“望上看有双亲，往下看有儿孙，我不好后代越发甚”这样有点忏悔的话。俚曲的警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表现老而弃养这一社会现象时，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它的经济原因与教育因素，指出不孝子的产生与父母的娇惯大有关系：
五十多抱娃娃，冬里枣夏里瓜，费了钱还怕他吃不下。惹的恼了掘坟顶，还抱当街对人夸，说他巧嘴极会骂。惯搭的不通人性，到如今待说甚么！
王银匠这番话可谓击中要害。另外写老人手头没有经济实力就要吃亏，有了银子就受尊敬，虽然表现了张家兄弟的势利，但的确也说出了经济是基础这个真理，从而使俚曲摆脱了单纯伦理说教的不良倾向。
《俊夜叉》写赌徒在夫人的严厉监督下终于戒赌学好的故事，在农村也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不过因情节简单，人物显得苍白，说教味较明显。《穷汉词》写一个穷汉大年初一向财神祷告，自诉穷苦，盼望发财的事，类似快板的一个段子，不成其为故事，自诉穷状也多为泛泛而谈，并无个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琴瑟乐》。这则俚曲见之于蒲松龄墓表的碑阴，但《聊斋俚曲集》及《蒲松龄集》均未收录。直到1998年学林出版社的《蒲松龄全集》才得以全文发表。此前，它是被无意失落还是有意疏漏？从它的内容看，是很可以深究一番的。俚曲写一个18岁的姑娘思春，急着嫁人，成亲后沉浸于新婚的幸福之中，满月回门的日子里，急着要回家，以及回家后小夫妻琴瑟之乐的情状。它把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和向往的生理与心理都给予了细致的刻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十分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新婚之夜肉体结合的全过程，较之《西厢记》中张生、莺莺幽会的描写还要具体和详细，甚至还原封不动地抄录了《金瓶梅词话》中有关性描写的一些文字。这些在今天仍被认为是犯忌的东西在当时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非议。高念东的跋文中就说“有怪此词剥尽女儿面皮者”，并为之辩护说：“此弗思之甚也。”认为“写到**之际，难得如此饱满，又难得如此雅训”，并说：“人之大欲，纵复急于结缡，亦自无伤风化，非终不可告人者也。”
蒲松龄何时以及为什么写这个俚曲，学术界的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认为： 作者写于35岁前后，因为连续十几年科举考试的失利使他在失望之余，产生了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情绪，加上正好刚看过《金瓶梅》，又受到邻人结婚的刺激，便写下了这个俚曲。有的认为： 作者写于50岁左右，正是他在毕家课馆、科举无望、百无聊赖的时候，表现了他思想上庸俗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同志认为其中也寄托了作者的“孤愤”，因为俚曲中说“就里别藏深意”，“打油歌儿将消遣，就里情无限。留着待知音，不爱俗人看。须知道识货的，他另是一双眼。”他说这个俚曲是：“信口胡诌，不俗也不雅；写情描景，不真也不假。男儿不遇时，像闺女没出嫁。时运不来，谁人不笑他；时运来了，谁人不羡他？”一方面表明他对此俚曲的评价，同时似乎又有着某种寄托。
对于这个俚曲的写作艺术，蒲松龄的生前好友高念东在《琴瑟乐》的跋文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说：“篇中起伏顿挫，呼应关锁，绝似《水浒传》；摹景写情，杂用方言，绝似《金瓶梅》；至其镂心刻骨，秀雅绝伦，则兼《西厢》、《牡丹亭》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肯抄袭一笔。食古而化，乃有斯文。”
不管怎样，《琴瑟乐》的全文发表对于我们考察当时的民情风俗、研究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蒲松龄还有三出小戏，题材虽然各异，但都是以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作为共同主题。《钟妹庆寿》，借神话题材着力写钟馗“才能吐凤，气可吞牛。诏试金銮，群惊海内无双士；名通玉笋，曾折蟾宫第一枝。不料朝廷不选文章，铨司只择像貌，……只为着面目不扬，复丢落九霄之外”。因此撞死金阶，被上帝封为九幽三曹都判官，专门捉吃魑魅魍魉。实是借鬼写人，恨不能以钟馗自况，食尽天下作祟的邪鬼，以解心头闷气。《闱窘》把举子在考场的种种窘况及不安不平、自怨自艾、自安**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似是从《王子安》一篇点化而来。《闹馆》则以喜剧的手法表现了一个教书先生的求食无门的悲剧，读来令人心酸泪落。训蒙先生和为贵在饥荒年景，无书可教，到处喝，希望能找到一个坐馆之处，大字不识的礼之用想为儿子请先生但又怕花钱，结果两人讨价还价，礼之用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和为贵都一一答应，最后甚至对礼之用许诺：“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伙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这哪是什么“先生”，分明是个廉价的长工！通过和为贵的“应聘”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的世道，也看到了作者面对这种不公而生的忿懑和痛苦之情。
蒲松龄的俚曲和小戏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地方化。他的《聊斋》可以说是雅到了极点，而他的俚曲小戏则可以说是俗到了极点。他的俚曲，以淄川方言为基础加以提炼，溶入了大量的口语、谚语、歇后语，使得整个语言形象、生动、准确、传神，且能因人而异，注意个性化。如《闹馆》，先生和为贵的口语中不忘“掉书袋”，夹杂一些书面语，而文盲东家礼之用则是纯粹的大白话。两人“交易”过程中，东家步步紧逼，先生一再忍让，严肃中夹杂调侃味，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止不住心酸。譬如两人谈到铺盖问题：
（丑白）且住且住。夜晚铺盖不好，听我道来： （唱）小庄村无有许多铺盖，况我是贫寒家甚是作难，有一床破被子又窄又短，土炕上无有席半截破毡，也无有压脚被衣服几件，要枕头不过是一块破砖。愿只愿和先生包含（涵）小弟，咱东西便就千里有缘。（外白）依贤弟说来是铺盖不好，不妨不妨。我必有寝衣，我岂无衣乎？况有被哉！孔夫子有云：“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何况有砖乎？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快入学罢。……试看二人用语是何等通俗，又何等个性鲜明！又如《墙头记》写张二怪出场时：
（张二上说）做儿也罢了，琐碎在养老。亏了老兄乖，跟好就学好。自家张二怪便是。家达有五十亩好地，留着养老。我合家兄哄法了哄法，便就分了，情着吃穿。起初时，耸着蛇头实落去做衣买帽，傻着脖子当真的称肉杀鸡，恐怕不如家兄，我先讨愧。谁想家嫂他就极乖，好的留着自己穿，热了只给他破袄；好的留着自己吃，饿了只叫他刮饭盆。我才恍然大悟： 一个达是公伙的情受的东西，我何苦都费了？省了点子给那老婆孩子吃了穿了，他还叫声达达；没有说叫人达达，还贴上吃穿的。草蛤蜊缝至行头里——这不成了个憨蛋么？
你看写这种不孝儿子不愿养老的心理是何等传神，何等通俗如话！
又譬如《慈悲曲》里李氏与赵姑指桑骂槐斗嘴一场，大量使用歇后语。两个妇人，一个是有理不让人，一个是无理枉逞强，真是活灵活现，在戏台演出，一定是精彩之极。虽然迄今研究者并没有发现俚曲上演的确证，但有些剧本的演出，其受欢迎的程度当不会下于元明戏曲。周贻白先生称赞蒲松龄“居然打破一般文人墨客只用南北曲作剧的这个旧规，而采用这种不为人注意的土戏唱腔来写他的《禳妒咒》及其他俚曲，至少在昆山腔和弋阳腔仍在流行的清代初年，在剧本的撰作上，他已经另树一帜”，“他的作品，却开拓了清代戏剧的另一境界”（《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周先生的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很高又很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