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俚曲奇葩1
（三） 俚曲奇葩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表明他不愧为运用文言文的大师，而他的大量俚曲创作又让我们看到了他驾驭白话通俗文学的高超水平。在中国文学史上，像蒲松龄这样文言文、白话文兼擅的作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据日本平井雅尾《聊斋小曲》书目记载，蒲松龄一生所写的各种通俗曲目达70多种，现在一般认为比较可靠属于他的作品有戏3出： 《闹馆》、《钟妹庆寿》、《闱窘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俚曲15种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通俗俚曲十四种”，以《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为一种，实应为两种。： 《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快曲》、《丑俊巴》、《禳妒咒》、《富贵神仙》、《磨难曲》、《增补幸云曲》、《琴瑟乐》（其中《丑俊巴》为未完成作品）。
这些通俗俚曲除《琴瑟乐》作于作者35岁、《穷汉词》作于37岁、《俊夜叉》作于60岁以后、《磨难曲》作于65岁以后略有可考之外，其余均无具体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是蒲松龄中晚年的作品，尤其以西铺坐馆后期所作的可能性为大。因这时他的《聊斋志异》已基本完成，但是他的精神仍未完全得到解脱，他的“孤愤”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他的“救世婆心”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更加强烈。也许他已认识到自己精心结撰的《聊斋志异》由于受到文言的限制，无法进入广大下层劳动人民中间，所以希望借助于俚曲这种通俗易懂而又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开始他新的尝试。他的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有一段话透露了其中消息：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呜呼，意良苦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蒲松龄创作俚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让它们成为唤醒村庸市媪的“晨钟暮鼓”。蒲松龄知道，生硬的说教不但无教育效果，还会惹人生厌，必须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来达到目的，于是，他选择了流行于当地的俚曲。他在《慈悲曲》开头的《西江月》中写道：
别书劝人孝弟，俱是义正词严，良药苦口吃着难，说来徒取人厌。惟有这本孝贤，唱着解闷闲玩，情真词切韵缠绵，恶煞的人也伤情动念。
为达到此目的，他也曾费尽心血：“词句曾经推敲，编书亦费钻研，闲情闲意须留传，儿孙后日好看。”这些话，可说都体现了他写作俚曲的心思和宗旨。
除了“有心”之外，大约这段时间他也比较“有闲”，所以才有时间写出近百万字的俚曲。蒲自康熙十八年40岁时到毕家课馆，他的学生是毕家的8个孙子，当时大的已近弱冠，小的也有数岁。试想，10年、20年之后，他们都已先后成人，纵使科举无成，大约也不会要蒲教什么八股了。毕家大约后来也绝了让子孙走读书做官之念，留着蒲松龄大概做些“秘书”之类的工作，对他是既尊重又宽容的，所以，他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俚曲的创作及作其他的工作。
在15种俚曲中，有7种是根据《聊斋志异》的故事改编而成的，它们的来源分别是： 《姑妇曲》，来自《珊瑚》；《慈悲曲》，来自《张诚》；《翻魇殃》，来自《仇大娘》；《寒森曲》，来自《商三官》与《席方平》，并吸取了《续黄粱》部分内容；《禳妒咒》，来自《江城》；《富贵神仙》、《磨难曲》，来自《张鸿渐》。
《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很多，为什么蒲松龄挑中这几篇作品来改编成俚曲？这是与他的“救世”目的分不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太强的社会责任感。即如蒲松龄这样可说是被官场所排斥和遗弃的人，仍然不忘以匡济天下为己任。所谓“身无半文，心有天下”，写出了他们的可怜又可敬的形象。这七种据《聊斋志异》小说改编的俚曲，主要是两大主题： 一是针对官府，抨击和反对贪官污吏，寄希望于清正廉明的统治者给人民带来安定和富足的生活；一是针对社会不良风气，充分展示了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种种丑恶现象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寄希望于人心向善、风气变好。总之是要“救世”，希望通过俚曲的传播改变人心，移风易俗，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尽管他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幼稚，但他的动机的确是值得钦敬的。
《富贵神仙》与《磨难曲》均是演化《张鸿渐》的故事，写秀才张鸿渐仅仅因为代人写了一张状纸而被迫流亡在外数十年。俚曲较之小说，弱化了张鸿渐与狐仙舜华的爱情纠葛而大大加强了对封建社会贪官污吏与恶势力的揭露。如小说写秀才范生被贪暴的卢龙令赵某打死，只有“被杖毙”三字，《富贵神仙》写知县“老马”“异常的贪酷”，认定“打官司就是财神到”，仅仅因为范秀才只交了七分钱粮请求宽限，觉得“梗”了他的“公令”，便“丢下六支签”，把秀才当场打死。到了《磨难曲》，作者更是敷衍成《百姓逃亡》和《贪官比较》两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天灾人祸下的老百姓的苦况以及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的暴行。大旱之年，麦子颗粒无收，新种的谷子又被蚂蜡吃光了。上面派来的查勘官员受了贪官的贿，便瞪着眼说胡话，硬说“有八分年景”；于是贪官大板子追逼，丧心病狂地说是“这班生意真真好，板上皆生银子钱”。就这样活生生把范秀才给打死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磨难曲》中不再把贪官污吏看成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揭示了其普遍性。对于严重的天灾，“下头知县不肯报，上头大官不肯言”，以至于老百姓感叹“怎么就大小官员，都没有摊着一个爱民的？”有时偶尔报给皇帝知道了，得到大赦，但老百姓仍沾不到半点恩泽：“没封的就便宜了那滑户，封了的就便宜了那县官，那好百姓沾甚么恩来？”“赈济赈的是衙役家狗，赈济赈的是州县官。饥民饿死了勾千千万！”在这种情况下，“故乡难离”的老百姓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逃荒，“成群逃荒向他乡，泪流千行与万行”；另一条就是造反。俚曲中写了一个三山大王任义，占山为王，“只杀赃吏与贪官”，“要将海河尽奠平”，认为只有杀尽贪官污吏，换上一大批忠臣良将，“八十万存孝，二十万张良，天下人民才有个太平望”。他与官府为敌，对被压迫的老百姓则尽力救济，因此被称为有“圣贤之心”。很明显，这个任义，就是“仁义”的化身，是《水浒传》中宋公明式的人物。作者晚年大胆肯定这种造反的农民英雄，是他思想趋向进步的重要标志。后来，虽然让任义受了招安，成为“国家栋梁之臣”，但给了他一个荣封重任、镇守边关的光明结局，避免了宋江式的悲剧下场。这是作者当时所能设想的最好结果，是不能苛求的。
《磨难曲》还引人注目地把故事背景安排在明代，公开地歌颂明朝皇帝，特别赞扬明太祖对贪官剥皮萱草的严厉手段，说那些贪赃害民的官吏，“若遇着洪武皇帝，剥的皮堆积如山！”任义受了招安之后，也以“不作明朝化外民”自居，并作为明朝将军北征“蒙古鞑子”，明显表现了以明朝为正统的思想。对所谓的“蒙古鞑子”，俚曲中多以“北兵”称呼，实际指的是清兵，作者也给予了大胆的抨击，指出“那北兵甚凶顽，掳妇女杀小孩”，“杀人多，贼人到处血成河”。在清初这样写，是要有点勇气的。
《寒森曲》是据《聊斋》的两个名篇改写的，突出了受压迫民众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商员外被恶霸赵恶虎无故打死，他的两个儿子去告状，但“做官的贪似贼，见了钱魂也飞”，被赵恶虎“东一千西两千，都买的蜜溜转”，从县里直告到府里、司里、院里，仍无作用，兄弟俩还想进京上刑部再告。这时，妹妹商三官看透了“天下官走的是一条路”，对她的哥哥说道：“哥们好胡突！告了一遭子，不过是如此，也就知这世道了。老天爷待为咱敬生出一个包文正来哩么？”她嘴里说“打听着有了好官再讲”，心里早已定下了舍身复仇的计划，并终于化名梨园子弟吴孝混入赵家用计杀了仇人然后自杀。小说《商三官》到此结束，但俚曲却又从此生出波折，写赵恶虎魂归阴司仍然继续作恶，欺侮商父之灵，商二官绝食而死到阴间去打官司。谁知“阴曹地府，就还似阳世三间”，同样是“如今成了钱世界，上下都受枉法赃，杀了好人全没帐”，连阴间天子阎王“也为钱财丧良心”，不但不准二官的状，反而将他油炸、锯解，企图逼他就范。在两个小鬼的帮助下，他终于告到了灌江口二郎神那儿，将阎王等一干鬼物一一惩治，特别是让阎王也受油炸、锯解之苦，再打入阴山背后，真是大快人心。俚曲虽然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阴阳报”思想，但对恶势力的揭露与惩罚，对商三官兄妹报仇的赞扬，仍是值得称道的。这里面，寄托了他向往清廉政府和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理想。
批判恃强凌弱、尔虞我诈、自私自利、悍妒不孝等不良社会风气，向往和睦友爱、团结互助、尊老爱幼、洁身自好等伦理道德关系，是蒲松龄据《聊斋》改编的俚曲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根据《珊瑚》改编的《姑妇曲》，讲的是婆媳关系，通过好媳妇珊瑚与恶媳妇臧姑与婆婆于氏之间的关系变化，借助于天意，使为善的得到好报，作恶的回头是岸，建立起团结和谐的家庭关系。希望天下的媳妇“孝顺公婆敬哥又敬嫂”，纵使如臧姑般的恶媳妇，“若是他早回头，还有荣华报”。这个俚曲虽然夹杂了一点迷信，却是有着极普遍的现实意义的。尤其是中国农村，婆媳关系普遍紧张。蒲松龄着眼于此，正是“救世婆心”的鲜明体现。
《慈悲曲》反映的后娘问题，也是封建社会中一个处理得不好的家庭矛盾。作者前面颇为后娘说了些好话，如说：“我想普天下做后娘的，可也无其大数，其间不好的固多，好的可也不少。”又《一剪梅》形容那后娘，颇有抱不平的意思：
世界两种最难当： 一是偏房，二是填房。天下恶事几千桩，提起来是后娘，说起来是后娘。你看那有刺的就叫做“后娘拄棒”，有钩的就叫做“后娘匙子”，不壮的就叫做“后娘麻线”，尖底的就叫做“后娘礶子”： 一旦做了后娘，天下之恶皆归焉了。
但作品中的后娘李氏却仍然是一个万恶皆归的人物，只是用她作衬托，着力刻画了一对王祥、王览式的同父异母兄弟——张讷与张诚，为旧式冷酷的家庭关系增添了几分暖色。作品结尾为张家设计了一种没有李氏的大团圆结局，归结为“因贤孝弟，好心肠感动青天”，目的仍是要做出“这一个样子”给有兄弟的人家“看”。其中虽有一点果报迷信思想，但总的来看，宣传的是兄弟友爱互助，客观上批判了蛮不讲理虐待前妻儿子的后娘，还是有一些移风俗，正人心的功能的。
根据《仇大娘》改编的《翻魇殃》比较复杂，但主要讲的是邻里关系。“土条蛇”魏名因嫉恨仇氏一家，千方百计想要加害于人，先是引诱仇福嫖赌败家，后又害仇禄充军边境，最后竟想引山贼来残害仇氏全家，但因他心术不正，往往弄巧成拙，最后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落得个“全家诛戮”的可悲下场。作者的本意是：“劝人生莫弄歪，休嫉妒休卖乖，头上自有青天在。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害别人反把自己害。若自己不寻苦恼，哪里有苦恼寻来？”宿命论味道颇浓，但具体描写的，却全部来自生活实践，部分揭示了邻里关系中不光彩的一面，具有警世作用。另一方面，着力刻画了仇大娘不顾社会对女性的严重歧视，毅然代父亲管理兄弟，上公堂告状，夺回家产的侠义形象，是同类作品中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