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诗词杰构1
（二） 诗词杰构
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称，先生有诗集6卷；高翰生说他曾见到一本《聊斋诗草》，“共五册，计一千二百九十五首”。《蒲松龄全集》所刊为672题，1056首，前5卷按年岁排列，自庚戌至甲午，即先生31岁至75岁时。另有“续录”1卷，因无法确定写作日期而单独列出。前5卷中最多的一年有82题，105首，最少的有几年一首也没有，有几年只一首或二三首。他20岁时结成郢中诗社以后，十多年里竟未见一首诗，显然是很不符合蒲松龄的创作实际的。
蒲松龄无意作诗人，但他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不少质量也很高。张鹏展说他的诗“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又说他“当渔洋司寇、秋谷太史互以声价相高时，乃守其门径，无所触亦无所附，卒成一家言”（《聊斋诗集》序）。应该说，评价是公允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九月，蒲松龄在《九月晦日东归》一诗中说：“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而在此前的康熙十年（1671），诗坛领袖王士禛已称赞他的诗“苍老几近少陵”。但从总的倾向看，自称是谪仙弟子的蒲松龄，在诗歌创作中更多的倒是接近杜甫的。
蒲松龄的诗中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历史上，诗人（作者）对待民生疾苦大约有四种态度： 一是逃避现实，不敢正视；二是熟视无睹，装聋作哑；三是为虎作伥，粉饰太平；四是勇敢面对，大声疾呼。其中前三者是司空见惯，而后者则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可贵。蒲松龄以一介布衣而心忧天下，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用手中的笔为贫苦无告的百姓鼓与呼，就是历史上难能可贵的作家群中的一员。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康熙年间。这一段时期是被历史学家誉为“康乾盛世”的，但是在作为诗人的蒲松龄的笔下，这个“盛世”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们统览他现存的一千多首诗词，就可以发现，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蒲松龄的诗词虽然也有少量“田家乐”“山居乐”“贫家乐”之类的作品，但并不是政治开明、心情舒畅、生活富足而产生的真“乐”，不过是“养蚕圈豕完官税，牵罗补鸠巢燕垒”的差强人意，“新补寒衣破，稚子初披，顾影欢无那”的苦中作乐，“携子看禾，抱孙扑枣，日日蓬头拖履”的强颜欢笑，真正表现乐观向上、无忧无虑的作品几乎没有。倒是有大量《田家苦》一类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词让人看到这个“盛世”的浓重黑暗。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蒲松龄看到了“织者常苦寒，耕者常苦饥”（《咏史》）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并在他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如《牧羊辞，呈树百》写牧羊人栉风沭雨、忍饥受冻的苦况，《养蚕辞》写蚕娘起早睡晚、劳多获少的苦况，然而最苦的是天灾人祸下普通老百姓的艰难而悲惨的生活。每遇旱蝗水灾，农民们不但“苦饥”，而且要准备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直至流亡送命。他们在“春夏无苗”的困境中，饿着肚子“望秋成”，“籴来糠核炊榆屑，又买阎浮一日生”，完全靠吃糠皮树叶在苦撑（《居民》）；而有的地方，人们连糠皮树叶都吃不上，或者是“沿门乞食尽逃亡”，或者是“又卖小男易斗糠”（《饿人》）。在灾情严重的地方，“千里无乐土，升粟百钱直。城中聚糠市，人众道路塞。筥携而囊负，如蚁迁其国。十月秋方尽，农家已绝食。”（《糠市》）而最惨的是还出现了人肉市场：“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饭肆》）不但人肉公开上市，而且价钱比犬羊还便宜“十倍”！据蒲松龄的《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当时的“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里也可见到，可知并非个别现象。
对于造成农民群众悲惨生活的严重自然灾害，诸如旱灾、水灾、蝗灾、雹灾、疫情等等，蒲松龄有许多诗歌作了现实主义的反映，既生动形象又沉痛凄惨，使我们今天读来仍犹如亲身经历过一般震颤不已。如《蝗来》、《捕蝻歌》、《田雀行》写虫鸟对农民的祸害，《旱甚》、《击魃行》写旱灾等，其中也有综合写各种灾情的，如《纪灾》诗云：
半载酷阳麦夭殒，* 之盈筐不受捆。（*造字：草字头下，左“矢”右“高”）六月初雨田始青，虸蚄蜿蜒大如蚓。
禾垅聚作风雨声，上视丛丛下蠢蠢。
妇子携箕相斗争，随击憧憧半倾陨。
前方坑杀置沟渠，后已襁属缘禾本。
勤者苦战禾半存，懈者少息穗苗尽。
枯茎满地蝗犹飞，老农涕尽为一哂。
剩有荍菽待秋成，生途益窄民情紧。
叶萎花焦望雨零，片云吹散朔风狠。
去年卖女今弃儿，罗尽鼠雀生计窘。
千古奇灾一时遭，孽自人作天亦忍！
这首诗集中地反映了在特大虫灾和旱灾同时肆虐的严重灾情，以及农民绝望的困境，卖女弃儿，鼠雀罗尽，生计无着，不知道出路和活路在哪里。诗人对受灾农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甚至不惜谴责上天，认为它太过分了。如果作者不是感同身受，是无法产生这样强烈的批判力量的。而这正是蒲松龄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蒲松龄的诗歌并不仅以客观反映民生疾苦为满足，而且努力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他认为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官员的腐败是比天灾更有害的东西，特别对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丑恶嘴脸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如《邸报》讽刺中丞谎报下情，把颗粒无收说成大丰收以欺骗君王的卑劣行径：
二麦全枯谷未耰，流金烁石旱无休。
“年丰”幸有中丞报，犹缓君王东顾忧。
又如《旱甚》其三讽刺昏赜胡涂的官员颠倒黑白，强词夺理的丑态：
大旱三百五十日，垅上安能有麦禾？
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
“公庭”上的官员对大旱350天造成绝收的事实硬是不信，竟以他庭院中的树没有干死为理由应付报告实情的下级，真令人哭笑不得。其实，他们不是缺乏常识，而是有意假痴假呆，其目的是不顾农民的死活而疯狂压榨和剥夺。
在不少诗歌中，蒲松龄已顾不上“温柔敦厚”的“诗教”，矛头直指那些残民害民的贪官污吏： 像《田家苦》劈头就说：“稻粱易餐，征输最难；疮未全医，肉已尽剜。”写的就是在官府的租税重压之下而走投无路的田家，他们面对“如怒牛”的租吏出示的“县牒丹书”，一筹莫展，“欲卖园中枣，田宅贱于草；欲贷豪家钱，债券无署保”，最后只能把牛卖掉以免眼前之灾。《灾民谣》更是以天灾与政府的征输对比，突出苛政猛于虎的主题：“雨不落，秋无禾；无禾犹可，征输奈何？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老百姓宁愿受灾饿死，卖儿鬻女，也不愿看到官吏上门逼租，他们最恨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如《齐民叹》则更进一步愤怒揭露地方官吏借“圣明”下来视察春耕时大肆搜刮的恶劣行径，他们把花去的“百十万”接待费巧立名目向农民增收相当于一半税金的所谓“羡金”，指出他们实际上是中饱私囊：“愿竭我膏脂，共资尔巧宦。”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蒲松龄始终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对官家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口号》则表达得更为明确：“青苗遍野麦输芒，南北流人道路僵。为问播迁何自苦？月中传说要征粮！”老百姓谁不想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国的劳动人民，乡土观念更加浓厚，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绝对不肯背井离乡大逃亡的，可严重的天灾迫使他们只能选择出逃这一条路。但是，统治者还想将这条路堵死，派人到处捉拿：“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寇盗乱如尘！公庭亦有严明宰，短绠惟将曳饿人。”（《离乱》）在当时的中国，何处是乐土？没有。许多人死在流亡路上，惨不忍睹：“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咿嘤。大村烟火稀，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簏或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骖惊。”（《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这幅悲惨的流民图，不禁使人想起诗圣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那些徼幸没有死在路途中的流民在外乡并没有找到出路，有的则被政府遣送回乡等死：“家中逃者方出门，旧年逃者返乡村。‘归家尚得首丘死，尽荷君王覆载恩。’”（《流民蒙君恩载送东归》）这是何等的沉痛！
因为蒲松龄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而且始终是个穷书生，虽然不至于穷到卖儿卖女，但有时候也一样地担心地里收成不好会饿肚子，会交不出租税，所以他的反映社会生活、民生疾苦的诗不是痛痒无关的冷漠，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他几乎是以农民的一分子的身份在发言，在呼喊。所以，在他的诗歌中，到处有他的真挚感情，有他的人格形象。如《午中饭》写他从家中小孩争食的馋相进而联想到“官家”不但不体恤老百姓，反而雪上加霜，凶狠地追逼官粮的情景：
于今盛夏旱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
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
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省催科。
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将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