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诗词杰构2
又如《忧荒》写他“衰老无生计，空怀杞国忧”，《灾禾叹》写他面对水旱频仍、庄稼绝收的忧心忡忡，还有许多以雨为题的诗歌表现他在天旱时盼雨、喜雨，雨多了又愁雨、怕雨的复杂而细腻的感情，使人清晰地看到杜甫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影子。这是蒲松龄诗歌可贵的地方，也是他的诗歌高出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地方。蒲松龄虽然自称是李白的弟子，但从这些诗歌来看，说他更多的是继承了杜甫的优良传统似乎要更确切些。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虽然只是一个布衣，但“位卑不敢忘忧国”，他写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既不是无病呻吟、附庸风雅，也绝不是为了自娱自赏，而是希望向“上面”反映的。如《流民》写道：
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郑公迁后流民死，更有何人为画图！
诗中的郑公指北宋神宗时的郑侠。他在做安上门监时，见流民惨苦于道，乃描绘于图呈送给神宗，神宗见了，嗟叹不已并下诏自责。（《宋史》卷321）显然，蒲松龄在感慨世无郑公的同时，未尝没有以郑公自命的意思。否则，他何必费脑筋写下那么多的灾情诗文呢。这种思想到了几年后，显得越发明确和强烈。如康熙四十六年重阳节前蒲松龄的《重阳前一日》诗云：
节近重阳叶渐红，客窗又一听飞鸿。
愁添小雨新寒后，被拥秋声漏滴中。
既为伤农忧谷贱，尤缘多累祝年丰。
苦逢敛薄加官税，民隐谁将达帝聪！
如果说《流民》主要是反映天灾带给人们的苦难的话，这里则主要是反映人祸造成的严重后果。百姓好不容易盼了一个好收成，但是却卖不出好价钱，更要命的是又遇到了“父母官”乱加官税，真是有苦说不出，有苦无处说。蒲松龄认为，地方官的胡作非为只是出于他们的贪心，而最高统治者室帝是正确的。他希望有人能够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到皇帝的耳朵里去，让皇帝来惩治那些腐败的下级官员，给老百姓一条活路。显然，当时能够“达帝聪”的大官们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而能够做这种事的蒲松龄却离皇帝的耳朵太远。这是一个矛盾。但是，蒲松龄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信奉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由于中国自古就有“采风”的传统，他希望自己的诗歌能为采风的官员看到并反映上去，所以，不管皇帝能否听到，他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表现民生疾苦，真诚地为人民鼓与呼。
当时的康熙的“圣聪”没有听到蒲松龄所反映的“民隐”，是一个遗憾，否则，“康乾盛世”在历史学家眼里也许还要光明一些的。
作者是人民的一员，与人民痛痒相关，生死与共，他的心随着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灾荒年景，他为人民疾呼，痛斥害民保位的官吏；一旦出现好的转机，他的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他写过许多首“喜雨”的诗，都是满怀喜悦地表述降雨将给人民带来的希望，如《六月初八夜雨》中之二首：
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
床头爽气清馀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松风谡谡雨泷泷，肌骨乍清暑风降。
枕上蕉声听不厌，更移短榻近南窗。
作者夜里听到雨声，竟兴奋得彻夜不眠，觉得睡在**听还不过瘾，干脆搬了凳子靠着南窗，细细欣赏。感情是多么真挚，形象是何等鲜明！作者不是为喜雨而喜雨，而是因为“此时晴雨关生死”，在喜雨中寄托着他对人民高度关切的宝贵感情。这类诗，绝非那些饱食终日的文人无病呻吟所能为。
作者也有少数揭露统治阶级荒**无耻生活的诗作，如《贵公子》写一个贵公子纸醉金迷、骄奢**逸的生活；《青鱼行》揭露有些富人就如“何相万钱买食具，犹自云无下箸处”，反映了“人生丰约何不均”的社会现实。由于作者毕竟很少接触达官贵人，所以视野有限。但就在他有限的接触中，对于他的上司和东家的有些作为，他也是不满的。如《戏酬孙树百》，对他的上司孙蕙召妓作了善意的嘲讽；《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一方面感谢东家的盛情邀宴，另一方面对于他在荒年“大吃大喝”也有微词：“今年虫蝗害禾稼，君独与我同迍邅。帝天谴怒方未已，过享恐注为尤愆。”
寓言诗和咏史诗，在蒲松龄的诗作中虽然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也是值得注意的。寓言诗以《养猫词》、《驱蚊歌》、《田雀行》、《牧羊辞》等为代表，可看出诗人鲜明的爱憎以及理想和胸襟。如《驱蚊歌》：
夏蚊长喙毒于蝇，薄暮暗室如雷轰。摇身鼓翼呼其朋，翩然来集声嘤嘤。衾覆半体啮股肱，皮肉坟起爬枨枨。雏者将至飞且鸣，猾者潜来无形声。私心窃幸遂贪情，床头才觉腹已盈。露筋女郎全节贞，小物虽小累大清。炉中苍术杂烟荆，拉杂烧之烟飞腾。万翼塞户相喧争，屋烟既尽仍骄狞。檐穴之砂号夜明，碎而细视皆蚊睛。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氓！
这里的“蚊子”，既是自然界的蚊虫，谁又能说不是人类社会中那些吸血鬼害人虫？作者在《聊斋志异》的《小猎犬》中描写了小猎犬大猎蚊蝇臭虫的故事，注家何垠就认为“此当是先生为蚊蝇所扰怒，将按剑时作也”。
《养猫词》写一只不肯捉老鼠的懒猫，笔墨生动传神，是难得的佳作：
一瓮容五斗，积此满瓮麦。儿女啼号未肯舂，留粜数百添官税。鼠夜来，鸣啾啾，翻盆倒盏，恍如聚族来谋。出手于衾，拍枕呵骂：“我当刳尔头！”鼠寂然伏听，似相耳语：“渠无奈我何！”因复叫，争不休。猫在床头，首尾交互；鼠来驰骋，如驴齁齁。推置床下，爬枨依然弗顾；旋复跳登来，安眠如故。怒而挞之仍不悟，戛然摇尾穿窗去。
蒲松龄的咏史词，以晚年为多，其特点是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譬如75岁所作的《读史》诗，纵论汉唐以前的历史，多有精彩见解。如“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 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把历史上一种奇特现象——君子讲宽恕而往往受害的情形给予了高度概括，可说是传给后人的金玉良言。作者对曹操的深恶痛绝之情在诗中也有痛快淋漓的表现：
汉后习篡窃，遂如出一手。九锡求速加，让表成已久。自加还自让，情态一何丑！僭号或三世，族诛累百口。当时不自哀，千载令人呕。
在作者看来，“品行”是第一重要的。对品行不端之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大诗人，他都毫不留情地予以谴责。34岁时，他在《读唐人诗集》中对宋之问严加谴责，说宋“诗品良已高，人品何龊龊”！因此，他读唐诗时，“每见宋之问，辍读置高阁。恨不将此页，利刀就刓削”。垂暮时对元稹“一蹶失故步”、“摇尾附佞幸”、“媕婀博宠荣”的行为表示“齿冷”，认为如果元稹“贪衷若按抑，身名益彪炳”，并因此发出了“往往古词人，大节苦不整”（《元稹》）的慨叹。
在《读〈三国志〉》中，蒲松龄对于诸葛亮的死另有看法，针对有人发出“秋风五丈原，千载泪沾巾”的感慨，他尖锐地指出：
不必泪沾巾，存亡固有因。天将灭炎火，昭烈无后人。此乐不思蜀，哀哉无道昏！武侯即长生，安能为大君！
他认为刘备没有好的接班人，面对扶不起的刘阿斗，诸葛亮即使不死，也将无能为力。这是颇有唯物史观的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此外，从《马嵬坡》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杨贵妃的同情，从《霸王祠》可以知道他对失败的英雄项羽的钦敬，从《淮阴》中可以想见他对韩信遭遇的惋惜之情。这些，对于我们了解蒲松龄的思想，都是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