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蒲松龄的散文成就
蒲松龄的诗、文、俚曲及其他着作
蒲松龄以《聊斋》一书着称于世，不过，他的成就远不限于《聊斋》。除了小说、笔记形式的《聊斋》之外，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其他方面的文字，《蒲松龄全集》收录的主要有： 诗5卷、续录1卷；词1卷；赋1卷；文集12卷；戏3出；小曲11支；俚曲15出；杂着8本。另外，他还编选了《帝京景物略选》、《庄列选略》、《怀刑录》、《婚嫁全书》等30多种图书，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当然，这些作品不如《聊斋》有名，但其中也不乏佳作。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些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聊斋》，而且还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从他的这些作品看，他堪称是一个全才作家。
（一）散文成就
蒲松龄现存有《聊斋文集》12卷，收入各类文章528篇又16幅对联。作者有一篇很短的《自序》称：
余少失严训，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而吾邑名公巨手，适渐以凋零，故搢绅士庶，贵耳贱目，亦或阙牛而以犊耕。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借此可以止之；而远迩以文事相烦者，仍不少也。寒暑呻吟，极不可耐！以故凡有所作，集而成册。敢曰持此以问世哉？置诸案头，作应付之粉本耳。
据王敬铸宣统元年（1909）《蒲柳泉先生遗集序》称，蒲松龄着作甚富，但藏书之屋，一坏之于阴雨，二遭之于兵燹，故先生手稿损失严重，所以这些作品远不是蒲松龄散文的全部是可以肯定的。
就现存作品内容看，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代人所作的应酬文字。这在《文集》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其中主要是两方面的文字： 一是在宝应为孙蕙幕僚时所作，曾集为《鹤轩笔札》，在《蒲松龄全集》中已分散于《聊斋文集》，但注明为“代孙蕙”。二是在此前后，当地士绅和亲朋好友求写的文字，一般题目中都标明是替谁所作。这些文字多是非作者自愿、不得已而为之的。他曾有《戒应酬文》，生动地表达了这种心情，说自己也是个堂堂男子汉，虽然贫穷凄苦，但写这种“利既不属，名亦罔归”的应酬文章，“无端而代人歌哭”，甚“无谓”也。因此，曾下定决心不干。可是，第二天一早，他的一个亲戚又带着酒物来要求“属词”，他无奈，只得重做冯妇。可见他写这些应酬文字，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蒲松龄的应酬文字，总的来说，价值不大，水平不高，的确可以说是“非精心结撰文字”（《广额》），但也有一些例外。
代人作文，最缺的是真情实感。要把这类应酬文字写好，使之符合求文者的身份、感情，“歌哭”得恰到好处，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特别是他作为幕僚代孙蕙写的一些文字，也有些是“精心结撰”的。譬如《二月念四日上布政司》、《拟请拨补驿站》、《高邮驿站》等，因为关系到孙蕙的升降存亡，所以写得委婉曲折、情理并臻，颇为动人。像《高邮驿站》写作为县令的驿站长的苦况，一层深似一层，好像剥笋，令人不能不生同情之心。如：
高邮当水陆之冲，南北差使，势若云集，头站一到，家丁四出，登堂叫骂，鸡犬不宁。夫船有供应矣，而又索勒马匹；廪给有额规矣，而又索勒折乾；稍不如意，凶焰立生；抡鞭绕眶，信口喷波。怒发则指刺乎睛，呵来则唾及于面，曾是搢绅家之婢仆所不屑受，而以朝廷之职官，竟吞声受之而不敢辞。为官如此，愤恨几不欲生！此等苦状，亦谁念之而谁知之？
活画出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县官的痛苦形象，决非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谈。这类文字，不设身处地是难以杜撰出来的。
有的应酬文虽也是受人之托，但由于作者熟悉情况，甚至与被写者有过某种交往，所以也能写得声情并茂，哀婉动人。如《皇清敕封孺人、进阶宜人、毕母王太君墓志铭》，以简洁的文字写出了毕际有夫人的一生：贤淑勤劳，诗礼治家，诚恳待人，潇洒处世，写得鲜明生动，而这正是由于他“客门下久，习知家事”的缘故。
第二类是那些反映社会黑暗、民生疾苦的文字。它们大都写得深刻动人。其中尤以《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秋灾记略后篇》，写得沉痛酸辛，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这一年，淄川县水灾、旱灾、虫灾，交替频至，人民苦不堪言，而官府、盗贼又趁机横行，使老百姓死无葬身之地。请看灾后淄川的惨景：
淄至是弥望无青草，……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道殣无人瘗，禽犬分葬之，人俭而畜丰矣。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郊关善士，为掘眢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余井，犹未已也。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得入眢井，犹大葬也。不死者，露秽眠道侧，将死亡羞，虽生亦忘情。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顾，尸横路衢，无呜哭者。草间有弃儿，怜者收恤之。至是人益贱，垂髫女才易斗粟。（《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这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老百姓的悲惨境地，暴露了人性的残忍与弱点。但更绝的是，作者不忘暴露和讽刺那些漠视民瘼的富户和官府。当淄川虫灾时，有人说蝗蛹味道“绝美”，竟有“富者以升麦易升蛹”，以灾虫自乐。有一个县的县令对于下面报告的虫灾不予置信，斥责曰：“是幺么物，何足称灾！”等到人家又呈上豆螟时，“始骇，始诘名”。一个俏皮的人回答道：“此即所谓‘糊涂虫’也。”对县令作了辛辣的讥讽（《秋灾记略后篇》）。这些文字，虽然缺乏精心的组织和剪裁，但以其鲜明的纪实性而成为不朽的史料和散文。
此外，像《救荒急策上布政司》、《淄邑流弊》、《淄邑漕弊》、《〈公门修行录〉赘言》等，历数政府史治之失及其不良后果，表现了一个“不在其位，要谋其政”的书生的古道热肠。
第三类是反映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和创作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作者的为人和《聊斋志异》的创作很有帮助。《聊斋文集》中涉及到的人物有数百个，其中与蒲松龄关系密切的就有孙蕙、王士禛、张历友、李希梅、王如水、袁宣四等数十人。在有关的书信、序跋等文中，看得出蒲松龄的交友原则和处世态度。他与王士禛的交往，除了有诗记载之外，还有好几封书信。一封是答王士禛还钱及索要《聊斋》的，一封是送上抄本时的附信，明确记录了先生老年修改《聊斋》希望借王“以游扬得传”的意思。另一封谈到他的诗歌创作，说他“留心风雅，虽固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复与王司寇》）。还有一封是收到王寄来的新着之后的答书，但重点是“为民请命”，要王撤销对“积蠹”康利贞的支持，表示了他的正义感。《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坦率地表白了他的为人：“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抱酸寒之业，有照如萤；入淡寂之场，无肠类蚓。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经岁来城，不识公门之路。当清风而觉爽，处陋室以犹安。”虽然用的是骈文，但也较鲜明地刻画了一个安贫乐道、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形象。
蒲松龄曾做过孙蕙的幕僚。离开之后，当他听到孙家的人在地方借势作恶时，便毅然以“故人”的身份给孙写信，希望孙蕙要“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婉转曲折，柔中有刚，情理兼备，足以动人。（《上孙给谏书》）他那好管闲事的脾气曾经招来不少是非，但他仍然泰然处之。如《与沈德符》一文，为沈家“争产”之事，蒲说了几句息事宁人的公道话，不料引起沈德符的老大不快，并对蒲进行攻击。蒲在信中既澄清事实，又据理批驳，也是软中有硬。而且语言贴近生活，生动传神，如：“弟如于希梅稿曾动一笔，便灭门绝户了一家儿，下文更不敢作一转语，惟兄自思之。日托肺腑，无少瑕疵，乃王妈妈之鬼语一投，而张爷爷之尊脸顿放，是何景象乎？”如此写法，真令对方哭笑不得也。
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责白髭文》，沉痛地抒发了他一再落第的痛苦之情。文章采用与“髭神”对话的形式，也十分传神。双方互相埋怨，实际写出了作者心声。文章末尾，作者表示要“投毛锥，焚竹笥”，似已有不求功名的决心，打算不再抱有“非望之心”了。
作者的小赋、传记和杂文，较之书、启、呈、表之类的实用文章更有特色。如《秦松赋》对秦松刻意铺排描述，写得洋洋洒洒，最后结以作者与松神梦中对话，点明松树不愿以“秦”为名，是不满于秦始皇，别有一番隽永意味。《警士录》形容考场上平时不努力的少年的窘态也跃然纸上，对年轻的士子的确有一点警醒作用。
作者的《文集》中有一些也被收入《聊斋》，如《妙音经》续言见之于《马介甫》的“异史氏曰”，《为花神讨封姨檄》见之于《绛妃》（内容小有不同），可见作者是钟爱的，不过实际上并不甚精彩。
新收入《蒲松龄全集》的《作文管见》是一篇文章创作论，也可以说是作者散文创作的经验总结。所谓“文章之法，开合、流水、顺逆、虚实、浅深、横竖、离合而已。”“文有四面：反面、正面、对面、侧面是也。”云云，也讲出了一点玄乎的作文道理。
王士禛在《题〈聊斋文集〉后》中说：
八家古文辞，日趋平易，于是沧溟、弇州辈起而变之以古奥；而操觚家论文正宗，谓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
就其基本精神来说，这个评价无疑是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