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闪光
思想的闪光——《聊斋》中的哲理性警句
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中，论及绘画有所谓“点睛之笔”，论及诗歌有“诗眼”之称，论及文章则有“文胆”、“文心”之说，而小说中也有所谓警句的提法，它们数量不多，但都是作品中的最精彩的部分，分量很重，有“小小秤砣压千斤”的作用。陆机《文赋》说的“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正是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之一。许多千古流传的作品往往是由于一两句警句的脍炙人口所致，有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甚至只有“警句”被人传诵，而全篇则被冷淡甚至遗忘了。像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流传之广，可说是家喻户晓，但是，知道它们分别所出的《岳阳楼记》和《过零丁洋》诗文的人恐怕就要少得多。这种警句，是艺术功力的体现，更是思想光辉的结晶，它们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一种理想，一种情感，一种哲理，含义深远，耐人咀嚼。
《聊斋》中哲理性的警句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作者针对社会现象提出的精辟见解。如《张鸿渐》中，张妻方氏劝谏张鸿渐不可代人捉刀时说：“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 胜则人人贪天功，一败则纷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这段话，与其说是方氏说的，不如说是作者借方氏之口发表的对世事的看法。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当时某些“秀才”的行为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这话好像有点侮辱知识分子的味道，但的确是封建社会里一部分“秀才”的真实写照。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秀才”，在顺境中，他们可以相安无事，一旦遇到风浪或压迫，马上动摇以至变节，轻则退隐消极，重则沦为帮凶，“反戈一击”、“反咬一口”、落井下石，无所不为，只求自己解脱，哪管他人死活！这种例子在“二十四史”里俯拾皆是。蒲松龄这句话，正是从无数血的历史教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它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聊斋》的评论家何守奇称之为“格言”，谓“当书一通置之座隅”。当然，事实上，作者是反对这种处世哲学的。他在《为人要则》中曾明确提出要“正心”、“立身”、“急难”、“救过”，认为朋友之间，“一日定交，则生死以之”，“平居可与共道德，缓急可与共患难。”反对那种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酒肉朋友：“设华堂之上，沥血倾心；一旦风波四起，哄然尽散，坐视颠危而漠不一置念也者，五伦中亦何贵有朋友哉？”
这段话的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这也是作者对封建社会本质的高度概括。权势与公理的斗争自古就存在，但是，在法律偏私的情况下，公理屈从于权势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皇帝而下，都是谁有权势谁就有理，是非曲直在老百姓面前也许是“昭然若揭”，但在权势者那儿却是一笔糊涂账！这样，像《张鸿渐》所反映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象也就丝毫不奇怪了。所以蒲松龄在《王大》的“异史氏曰”中感慨地说：“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矫枉之过正也。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折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可见，他对封建社会官僚体制的深刻揭露绝不是偶然的，正是他深刻认识的结果。
《折狱》是一篇没有怪异色彩的破案故事。作者在“异史氏曰”中说：“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则必智；盖用心苦则机关出也。”这几句话冯镇峦说“可当经传”，的确也饱含了哲理意味。它是用来歌颂作品主人公费祎祉的，因为费在破案之后，对人谈起他的经验时说：“事无难办，要在随处留心耳。”所谓“用心苦则机关出”，“随处留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多想出智慧”。作者认为，只有具备了一颗仁人之心，才会注意民情，关心民瘼，才会动脑筋不冤屈好人；反之，“云板三敲，则声色并进，难决之词，不复置念”，对事情抱着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那是没有不坏事的。“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则必智”，不仅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提炼，而且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聊斋》中哲理性的警句还大量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现象的经验总结上。其中很有些意味深长可以传之不朽的佳句。如：“天下事，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这是《贾奉雉》中仙人郎生对贾说的话。它与《白秋练》中白秋练对慕生说的“天下事，愈急则愈远，愈迎则愈距”，属于同一种类型，说的是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是教给人们的一种处世哲学。郎生所说的是，人们对待任何事情，要知难行易，不能把它们看得太可怕，太困难，仿佛高不可攀，难以企及，而要有征服它们、战胜它们的勇气和信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但明伦认为：“仰而跂，俯而就，为文之道与处世通。然亦须看其俯就之有害于义与否，害于义，则不可俯就矣。仰跂之而不得，犹不至见弃于君子也。”他则把追求目标的高尚提到了第一位。白秋练所说的则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一种办事时间上的真理： 做任何事情，必须要水到渠成，而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
“文章虽美，贱则弗传。”这也是《贾奉雉》中仙人郎生的话。它是作者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发现。我国古代，虽然也有“不以人废言”的古训，但“人微言轻”，“文章虽美，贱则弗传”也是事实。鲁迅就说过： 不识字的文盲群里，是有很好的作家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文人作品的养料。（《门外文谈》）贾奉雉坚持“学者立言，贵乎不朽”，从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学问也浸透了权势的时代，这种标准实际上难于坚持到底。时至今日，我们虽然看到了不少又“贵”又“不朽”的作家作品，但一定有更多按其价值来说应该“不朽”的作品，因为作者的“贱”而“弗传”了。这种损失是巨大的。蒲松龄揭示出这一现象，当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心酸和担忧： 因为，他也是一个没有爬上去的“贱”秀才啊。
“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贫？”这是《宫梦弼》中仙人宫梦弼勉励柳和的话，它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在一定的条件下，这话是真理。对于生于安乐窝的纨袴子弟，这种教诲性的话的确是“千金一字”（但明伦评语）。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这一句话。宫梦弼在作品中的任务就是要让柳和认识到，在一个人情冷暖随金钱而转移的势利社会里，一个人只有树立起“自立”的思想，才有可能致富，否则，即使有千金、万金的家产，也难免贫穷。但是，“自立”的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柳和就是在经历了人世间的冷暖之后，才得以认识这一真理的。
“盛气平，过自寡。”这是《狐梦》中狐女给毕怡庵的临别赠言。《狐梦》是一篇真人假事的奇特作品，作者与他的好朋友毕怡庵亲自出场，充当主角，而以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爱情故事。对于梦中这个向毕怡庵倾吐歆慕“聊斋”的狐女，作者是引为知己的，他说：“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是蒲松龄《聊斋》创作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使他更加严肃、认真地从事这一“鬼狐史”的写作工程。狐女的临别赠言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处世哲学。这在容易以言贾祸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文字狱盛行的清初，的确是人们远祸全身的有益格言。即使是撇开这层特定的时代意义，这话也是很有道理的： 当人们处在盛怒之时，往往容易让感情蒙蔽理智，产生过火的行动，从而导致犯错误；相反，待到冷静下来时，往往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比较正确，这样，过失也就少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这话的确是“药石之言，当书座右”。（冯镇峦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是《考城隍》中宋焘考城隍试卷中的警句，博得“诸神传赞不已”。这话也是作者善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作者尽管处处表现他的劝善惩恶思想，但并不主张“有心”的“为善”，也不反对“无心”的“为恶”。在他看来，做好事应该是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做”给别人看的，那种专为做给人看的善事，是不值得表扬的。大概当时社会里这种专门糊弄人的“善”举不少，作者对此颇为不满，因此，借地府考试试卷加以表现。在《聊斋》中，作者也是充分体现这一思想上的。如《西湖主》、《花姑子》、《小翠》等篇中，主人公的“善举”都是无心的，结果都得到了好报。这“有心无心”的界限，不仅对掌管赏善罚恶的城隍老爷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主持人间“赏善罚恶”的官吏们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聊斋》中类似的哲理性警语还有不少，如《连城》中的“士为知己者死”，《陆判》中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阿英》中的“无人不可转移，但质美者易为力耳”，《刘夫人》中的“读书之计，先于谋生”，《阿宝》中的“婿不可久处岳家”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些作品，通篇都是为了说明一种哲理，如《西僧》，说明人们贱目贵耳的思想在所多有。这些就不去多说了。
“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纪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小说中体现出隽永的哲理性不一定要成为所有作家遵奉的信条，但可以成为一部分作家努力的目标。这种哲理性的体现，也可以是多样的，但以警句或格言的形式体现，当然也是受人欢迎的。这种警句虽然字数不多，写好却不容易。它首先是作家思想的闪光，是作家对生活认识的精华，其次也需要表达的才能，能以最精练并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表述出来，让人一见难忘，回味无穷。从蒲松龄的例子，我们可以受到类似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