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与才气
勇气与才气——《聊斋》的“暴露文学”
恩格斯称赞哈克奈斯的小说时特别强调：“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德国剧作家、《伽利略传》的作者布莱希特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 作家如若要向人民说明真理，第一需要勇气，第二需要智慧。如果说，这些话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是适用的话，那么对生活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蒲松龄来说，就更加重要了。
蒲松龄生活在封建社会末代的清朝初年。清朝同过去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它实行的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但在文化舆论的钳制方面，比之以前的封建王朝还要凶残暴虐得多。查书禁书，变本加厉，文字狱案，数以百计。在蒲松龄生活的1640年到1715年间，着名的文字狱就有7起： 1652年程可则的试策案，1662年金人瑞（圣叹）的哭庙案，1663年庄廷鑨的明史案，1667年沈天南诗集案，1668年即墨黄培案，1687年朱方旦密书案，1711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清政府对这些案件的处罚是十分残酷的。像明史案“主犯”庄廷鑨死后还要戮尸，此外还株连杀死70余人，充军更是不计其数。“哭庙案”的“主犯”、有名的文人金圣叹则被判了杀头。这些以文字获祸的人和作品，是否都是由于“笑骂了清朝”呢？正如鲁迅所说，“其实是不尽然的”。但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论杀对杀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杀鸡儆猴，让其余的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血腥的高压政策终于发生了效果。“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当然，有骨气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至少清初的蒲松龄就是一个尚未被文字狱的残酷所吓倒的人。
蒲松龄的勇气主要表现在他敢于面对现实说真话。在统治者的正史上，清初被称为所谓“康乾盛世”，但是蒲松龄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情地剥去了这“盛世”的画皮，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种种丑恶的现象。
揭露和抨击官吏的贪赃枉法，玩忽职守，残害人民，这是《聊斋》中一个大量触及的题目。田汉同志有诗赞蒲松龄曰：“岂爱秋坟鬼唱诗，呕心端为刺当时。”像《梅女》、《席方平》、《红玉》、《梦狼》等作品就是假借鬼狐和梦幻来曲折地影射现实的。《梦狼》以幻想和现实两相对照的方法，揭露封建官府吃人本质，是十分大胆而尖锐的。白翁在梦中，来到他儿子白甲的衙署，那儿竟是这样一幅图景：“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大惧不敢进。丁又曰： ‘入之。’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进。公子甲方自内出，见父及丁良喜。少坐，唤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 ‘此胡为者？’甲曰： ‘聊充庖厨。’……”你看： 封建社会的虎狼之吏就是这样以人肉“充庖厨”的刽子手！更可贵的是，作者在“异史氏曰”中还进一步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寥寥数语，进一步说明了像白甲这样的虎狼之吏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比比”皆是，更何况还有比虎狼之吏更凶猛的“苛政”呢！虽然，这也不过是“仁者爱人”的儒家的正统思想，但在清初那文网森严、统治阶级一点触犯不得的情况下，敢于这样大胆的描写和指斥，无疑是需要勇气的。有意思的还在于，作者虽然借助于神人使白甲死而复生，断头得以歪续，宣扬了一点迷信，但惩罚白甲的力量却既不是清官，也不是好皇帝，而是“为一邑之民泄冤愤”的所谓“寇”，即老百姓。不管作者当时是否意识到了人民的力量，能够这样表观，总是难能可贵的。更有趣的是，作者写白甲信仰的是“上层路线”，他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所以，他不恤民情而拼命巴结上司，可作者也偏偏不让“上台”出面处理，而让他死在百姓手里。这种安排，在艺术上是颇具匠心的。但明伦看到白甲被“寇”所杀之后，模仿白甲的口吻，风趣地揶揄道：“生死之权，在百姓不在上台： 百姓怨，便是死期；媚上台，何术能解百姓怨也？”这话，实际上可说是点出了作者的思想。
如果说，《梦狼》等作品还是借助于幻境的虚写，那么，像《冤狱》、《张鸿渐》、《商三官》、《梅女》等，有的虽也涉及鬼狐的描写，但基本上是写实的，因而，它们对封建官府和官吏的揭露和抨击也就更有分量。如《张鸿渐》，撇开人狐恋爱的虚幻因素，完全是一出血泪辛酸的悲剧。“卢龙令赵某贪暴，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毙，同学忿其冤，将鸣部院，求张为刀笔之词，约其共事。”张听了妻子的劝告，不肯“共事”，“但为创词而去”。谁知这样一件完全有理而又偷偷摸摸做的仗义之举，却给他惹下了大祸。由于赵某“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又追捉刀人”，弄得“诸生有瘐死者，有远徙者”，他虽有狐仙的帮助得免于死，但也被迫一辈子过着担惊受怕的流亡生活。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中了举，做了官，当半夜里报信的人来敲门时，他犹如惊弓之鸟，吓得连忙爬墙而逃。真是如张的妻子说的：“今势力世界，曲直难以理定”啊！又如《商三官》写商的父亲被“邑豪”家的人打死，但告官却“讼不得直，负屈归”。商三官因此认识了官府的面目，当两个哥哥还幻想往上告时，她愤然地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她终于走上了个人复仇的道路。这与其说是商三官的思想，毋宁说是作者的思想。这从作者在“异史氏曰”中对商三官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略窥一二。其他像《梅女》写一个典吏以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便诬蔑梅女与人通奸，置梅女于死地的罪恶行径，《成仙》公开讲当时社会是“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以及《冤狱》、《老龙舡户》等作品的“异史氏曰”中的议论，都是大胆泼辣而尖锐深刻的。没有勇气，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发不出这样的议论来的。
不仅如此，作者对于当局最为忌讳的题材也有一定程度的触及。譬如，封建王朝中的“圣天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出一句话来，便是不可更改的“圣旨”，谁敢说皇帝老子的不是，便是“忤旨”，就有杀头坐牢、充军罢官的危险。所以，一般文人即便不是歌功颂德，大拍其马，也是缄默不言的多。但蒲松龄的《促织》通过成名一家的悲惨遭遇实际上控诉了“天子”的胡作非为。在“异史氏曰”中一方面为“天子”开脱，另方面也明确提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主张，给了天子小小的警告。此外，《黑兽》、《席方平》，则分别以动物和冥司为喻，谴责了最高统治者的罪恶。
清统治者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华，一开始便十分忌讳和痛恨反满的言行，即使稍有异词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要受到严厉的镇压。但是，《聊斋》的有些篇章却敢于触及这个“禁区”。《鬼隶》在“劫数”的幌子下，揭露了清兵“屠济南，扛尸百万”的罪行。在《磨难曲》中，蒲松龄曾经愤怒地指出“官兵合贼无两样，强劫**乱如麻。”而在《张氏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乱离二则》揭露了清兵把打仗时“俘获”的妇女“插标市上，如卖牛马”的无耻行径。这些篇章虽然短小，但颇为触目，以至于声称对《聊斋》以“不能全钞为憾”而“欲访其全”的赵起杲，在几十年后刊刻《聊斋》时，还不敢收录进去。而《夜叉国》虽没有把夜叉写得很坏，但是形容夜叉国母女的装束时，作者写了“类满制”三个字，也被赵一笔删去。此外，如《公孙九娘》、《野狗》等，从侧面揭露了清兵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林四娘》、《阎罗》、《鸮鸟》则婉转地表达了对明王朝的所谓“故国之思”，在当时都是最为犯忌的。
如前所述，蒲松龄的敢于面向现实的文学家的勇气，是同他的善于表达生活真实的文学家的才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说： 正是由于蒲松龄有了勇气，他的才气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一个发怵的脑袋加上一只颤抖的手，是永远写不出伟大的作品的。如同歌德所说：“在每一个艺术家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没有它，就不能设想会有才能。”
以《聊斋》对社会黑暗和贪官污吏的揭露来说，既有基本写实的，也有假借鬼狐的；既有正面描写的，也有侧面描写的；既有作者公开出面的嬉笑怒骂，也有借作品人物之口的间接嘲骂。揭露是深刻的，鞭挞是有力的，但表现方法又是很高明的。有时是故意在作品中夹杂进一些虚幻的故事和爱情的纠葛，一方面给作品披上一层薄薄的纱幕，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另方面也给故事增添了情趣。譬如《三生》通过一个人能记前身三世的荒诞故事，痛骂了一些行如禽兽的“王公大人”：“毛角之俦，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内，原未必无毛角者在其中也。”这里，荒诞乃是现象，而骂世才是实质。又譬如《潍水狐》，通过一个狐狸的嘴痛骂某邑令“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而亦醉者也”。（饮？亦醉者，即戴绿帽子的人的意思。）因此，连狐狸都“羞与为伍”，拒不会见他。这种表达方式就显得比较巧妙。
还有一种是在爱情故事中间突然插入黑暗势力对主人公压迫的情节，不动声色地暴露和鞭挞封建统治者的荒**和残暴。譬如《白秋练》写慕生与鱼精白秋练成为夫妇之后，已经生了孩子。这时突然插进来龙宫要把白秋练选去作嫔妃的情节，通过道士之口谴责了“老龙”的荒**，同时又在尾声掀起新的波澜，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晚霞》写阿端、晚霞生时为统治阶级所玩弄，死后结为鬼夫妻，逃回阳世，但仍然不能摆脱封建统治者的魔爪。一个什么“王”想要“强夺晚霞”，在得知她是“鬼”之后，仍不放过，使晚霞不得不“以龟溺毁容而后见之”。这一突然的穿插，把龙宫和阳世两相对照，更加深了对黑暗现实的谴责力量。此外，如《小谢》、《小翠》、《书痴》等，都有这种“飞来之笔”。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蒲松龄的时代是根本不同了。作家们有了面对生活、反映生活真实的权利。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反映的是客观实际，无论是歌颂或暴露，都有着充分的自由；表现得才气横溢的作品，都会得到人民的批准和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勇气和才气呢？两者都是需要的。我们的作品如果要继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要在艺术上突破陈规，有所创新，都离不开勇气和才气，尤其是勇气。巴金说：“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一定要有勇气，可以说无勇即无文。”也可以说，这是从包括《聊斋》作者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