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笑2

你看，明明是一个廉耻丧尽的家伙，却偏偏高挂起“礼义廉耻”、“礼乐”、“德行”的招牌；明明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虚肚鬼王”，却装出一副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使我们看清了封建社会中某些官吏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的可憎面目。

《公孙夏》则突出人物言与行之间的矛盾，讽刺那些卖官鬻爵者的丑态。某国学生通过公孙夏找门路，决心花五千缗冥钱，谋一个真定太守的冥缺：

命出藏镪，市楮锭万提，郡中是物为空。堆积庭中，杂刍灵鬼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赀交兑，客即导至部署，见贵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贵官略审姓名，便勉以“清廉谨慎”等语。乃取凭文，唤至案前与之。

这样一个市侩，拿钱买官本来就是为的做官时捞进更多的钱，而卖官者本人更加清楚这一点。但是，这笔肮脏的买卖成交时，却打出“清廉谨慎”的旗号，一下子就把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突出来了，令人不能不嗤之以鼻。

第三种手法是寄嘲讽于寓言。如《劳山道士》、《夏雪》、《司札吏》、《三生》、《司训》、《五羖大夫》等，都是通过一个可笑的故事来寄托某一种思想。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如《劳山道士》，主要是讲故事。它通过故家子王生想学道但又怕苦，终于在现实面前碰壁的娓娓动听的故事，讽刺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的丑恶思想。另一种如《夏雪》，故事很简单，主要在发议论。从“神”也喜欢拍马屁的故事转到当时上骄下谄的恶劣世风，对于那些爱拍马的和爱接受拍马的无耻之辈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还有一种方法是顺手牵羊式的讽刺，就是在某个不显眼而又可以发挥的地方顺便给予黑暗或丑恶势力以有力的一击。如《公孙九娘》的开头：“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杀人杀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却假惺惺地“捐给棺木”，以示“慈悲”！这种刽子手式的慈悲，恰恰是对当时反动统治者伪善面目的有力揭露和嘲讽！这轻轻的一笔真是字字有千钧的力量。《道士》写秀才徐氏同样是吃白食者，却要嘲笑道士，说：“道长日为客，宁不一作主？”结果道士反唇相讥：“道人与居土等，惟双肩承一喙耳。”后来，又揭露他在女色面前的贪婪相，终于让他“枕遗屙之石，酣寝败厕中”，对毫无自知之明的穷酸秀才也给了有力的嘲笑。此外，像《狐联》、《三朝元老》等，则是通过一副对联嘲笑了秀才的胸无点墨和嘲骂变节之徒的无耻。

上面所说的讽刺作品，不论是以哪种手段表达出来的，一般说都能引起笑的效果。但是这种笑，很少使人能够开怀，能够高兴，而是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沉痛。可以说，这是一种含泪的笑。这种笑，是打着蒲松龄时代的深刻烙印的。因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使人压抑而痛苦的时代。“‘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鲁迅的这些话，对于《聊斋》的讽刺作品，也是完全适用的。《聊斋》虽然是一部搜奇志怪的书，但是，它所写的所有怪异事物或人物，都是来自生活，有着充分的真实性的。前面我们所说的《聊斋》对封建吏治、科举制度、世俗风尚等的种种讽刺，哪一种不是当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真实情况呢？特别是对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种种黑暗和弊端的讽刺，真可说是深入骨髓，力透纸背。像《王子安》写“东昌名士”王子安的醉态：

王子安，东昌名士，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白：“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醉，诳而安之曰：“但请睡，已赏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场毕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又诳之如前。又移时，一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果见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洁。王呼赐酒食，家人又给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家人笑曰：“暂卧候，寻他去。”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长班怒曰：“措大无赖！ 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王亦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犹记长班帽落；寻至门后，得一缨帽如盏大，共疑之。自笑曰：“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

这一段描写简直可以看作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先声。它们把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一部分可笑又可怜的灵魂给**裸地描绘出来了。这样的灵魂，不仅蒲松龄时有，吴敬梓的时代有，就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又何尝没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是在这同一条路上走着的人物吗？

作者的态度，是随着被讽刺的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的。对于他所深恶痛绝的虎狼吏治，瞎眼试官，他的讽刺像匕首投枪一样，尖锐得可以置被讽刺者于死地，像《考弊司》他甚至直接让“虚肚鬼王”受到抽筋换骨永世不得翻身的处罚；而《公孙夏》则使卖官鬻爵者都受到严厉的制裁。在《三生》、《潍水狐》等篇中，更是指桑骂槐，把贪残骄妄的官吏骂作禽兽。然而，对于那些言行虽然可笑但还是属于受害者的人物，他的讽刺一般都是善意的，有分寸的。譬如同是爱钱，对《雨钱》、《钱流》中穷秀才的态度与《考弊司》、《公孙夏》中对贪官的态度就迥然不同： 对前者是嘲讽中夹带着同情，对后者则嘲讽之外还流露出愤怒。其他像《劳山道士》对王生，讽刺是尖锐的，但又是与人为善的；《王子安》写了王醉眼蒙眬中的丑态，但最后还给他一个自我解嘲的好结果。《堪舆》对迷信风水的讽刺，《周克昌》对呆痴士子的讽刺等等，都是怀着善意的，使人看了觉得他们既可笑又可怜，憎恶中夹杂同情。

毛泽东说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 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蒲松龄在当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根据不同对象给以不同的讽刺，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讽刺的力量是很强的，正如赫尔岑所说：“笑像闪电一样打人和烧人。笑使偶像倒下了，使它的花环、金饰掉落了，创造奇迹的圣像成了变黑的胡乱画成的图画。”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运用这个武器，一定要区别对象，注意分寸，必须废止讽刺的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