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的笑1

含泪的笑——《聊斋》的讽刺艺术

讽刺文学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二千多年前的《诗经》，就有着《伐檀》、《硕鼠》等着名的讽刺诗篇。《史记》中还记载着东方朔一类的“滑稽”人物，以他们机敏的才能编造故事去讽喻君王。历代还有许多笑话以及讽喻诗之类，都是属于讽刺文学之列的。在小说中运用讽刺的手法，虽然晋、唐就初露端倪，明代颇为风行，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它们或者是“大不近情”，或者近于私怨，或者“已同嫚骂”。直到“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个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儒林外史》之前，《聊斋》在讽刺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什么是讽刺？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把生活中最常见但又“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东西，用精练的甚至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讽刺文学。它的效果往往是使人发笑，并在笑声中受到教育。所以，讽刺文学又常被人称为笑的艺术。《聊斋》中可以称得上讽刺文学的作品大约有二三十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聊斋故事选》第四辑选了２５篇作品，说是“讽刺性的作品”，可惜的是，有些是不大确切的；而有些名副其实的讽刺性作品，却没有选入。）此外，还有一些作品，通篇不能算讽刺作品，但也不乏某些讽刺性的细节或段落。这些作品大多如鲁迅所说，是“出以公心”，讥刺时弊或丑恶的社会风俗、道德人情之类。其中对于科举制度下造成的一些畸形儿的讽刺，尤其着力、深刻而尖利。

《聊斋》的讽刺艺术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是抓住事物的本质特点加以夸张的表现，突出其可笑、可鄙、可恶之点。这种讽刺往往辛辣、尖刻、充满对被讽刺者的憎恨之情。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科举制到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弄得已经毫无生气。有些所谓试官，其实并不懂得衡文，他们的脑袋大概是阴沉木做的。所以在他们主持的考试下面，不知埋没了多少有用之才、有识之士。蒲松龄自己就是科举制度受害者的典型。他想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但终于没有爬上去。深刻的失望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身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曾多次说过：“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 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数”。“幕中不衡文，恁数为成败”。所以，在一些作品中，他对科举制的弊端的讥刺可说是近乎刻薄的了。如《司文郎》写一个老和尚用鼻子嗅纸灰可以区别文章高下，但是他的判断在考场上却完全行不通：他认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孙山，而他闻之作呕的文章的作者余杭生却得以高中。

宋与王走告僧。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俄，余杭生至，意气发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生与王并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错，以何为罚？”僧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门生也。

这里通过老和尚嗅文章的反应，对科举制度颠倒是非，埋没人才的罪恶本质作了辛辣的嘲讽。文章狗屁不通、令人作呕的试官怎么能识别考生水平高低呢？让这样的人主持考试，怎能期望发现什么人才！这样的故事，乍读之下，令人“粲然”发笑。但仔细思索，就会发现，作者笑着的面孔上是垂满泪珠的，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呀。评者也认为这是“拭泪而言，先生自道也”。

如果说《司文郎》对科举的讽刺过于直露，近乎“嫚骂”的话，《贾奉雉》则显得有点“怨而不怒”。它写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后来遇见一个姓郎的仙人，要他把平时“鄙弃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为“标准”。开始他不干，但考试又不中。于是勉强把郎指出的文章拿来读，然而“未至终篇，昏昏欲睡，心惶惑无以自主”。郎又出了七个题目给他做，开始他认真去做，都被否定。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葛茸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本来是想开个玩笑，不料郎竟肯定说“得之矣”。后来，果然以此得中“经魁”。但贾“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己感到惭愧羞耻，无脸见人，终于弃家出走。这里，无疑也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使人感到可笑。但是贾奉雉这种经历，却是封建社会中“文章憎命达”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感到可笑的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可悲和可恨。

同是对科举的讽刺，《周克昌》、《颜氏》、《三仙》等又是另一种手法。《周克昌》写一个不学无术、终日嬉戏的笨蛋，被鬼冒名为他得了一个孝廉的衔头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作老婆。《颜氏》是老婆代笨蛋丈夫去应考，为丈夫挣了一顶乌纱帽。《三仙》则写考场上“擢解”之文竟出自蟹、蛇、虾蟆三物之手。它们对科举的弊端的讽刺是冷峻的，不露声色的。

二是竭力把两种互不调和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让人从中看到其荒谬可笑之处。在艺术领域里，人物与他所处的环境的统一，本应是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但是，讽刺作品却往往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不统一作为自己的任务。《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着名的讽刺文学作品，主要原因就是写了堂·吉诃德处处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这种矛盾显示了堂·吉诃德的可笑，而这种可笑是发人深思的。比塞万提斯略晚些的蒲松龄，也懂得这个道理。《考弊司》写阴世管秀才的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贪残暴虐，规定秀才初见，不管有罪无罪，都要割髀肉为惩，唯有“丰于贿者，可赎也”。作品写闻人生跟着一个秀才——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厂，惟一堂高广，堂下两碣东西立，绿书大于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礼义廉耻”。躇阶而进，见堂上一扁，大书“考弊司”。楹间，板雕翠字一联云：“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游览未已，官已出，卷发鲐背，若数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从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余人列侍，半狞恶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骇极，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阶揖生上，便问兴居。生但诺。又问：“何事见临？”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变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气象森凛，似不可入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