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处全无迹相”

“寓意处全无迹相”——《聊斋》主题思想的表达任何作品，总是有“寓意”的。就是说，总要寄托作者一定的感情，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然而，这种寓意的深浅与艺术表达的优劣工拙，不同的作品却是大相径庭的。努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深刻一些，自然一些，完美一些，是一切有志气的作家终生追求的目标。《聊斋》正是蒲松龄致力于这种追求的成果之一。

毫无疑问，《聊斋》是一部有着深刻寓意的书。作者在《自志》中就说过，书中“寄托”着他的“孤愤”之情，后人也感叹“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但究竟是什么“孤愤”，则隐隐约约，语焉不详。后人对此有所发挥，有的说他“少负异才，以气节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有的说他的《聊斋》“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非漫作也”。作者的儿子蒲箬则认为《聊斋》是出自作者的一番“救世婆心”，“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有一个叫王承祖的说得更绝，竟说《聊斋》“随事寓劝赏，因端严谴诛”，“行行警昏俗，字字醒狂夫”，简直“句句是真理”了。如此等等，尽管说法不一，褒奖有异，但都承认，《聊斋》是寄托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寓”了劝善惩恶，警发薄俗之“意”的。看不到这一点，把《聊斋》仅仅当作一种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姑妄言之妄听之”，是不对的。

但是，也应承认，《聊斋》的“寓意”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很难用几个抽象的词概括清楚，需要对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譬如对“劝善惩恶”，过去有些文章往往把它作为《聊斋》的局限性加以指责和批判。这至少是片面的，不公平的。从文学的功能来看，可以说，任何作品都离不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作品都是“劝善惩恶”的，只不过善、恶的标准和内容不同罢了。汉王充在《论衡》中明确地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清人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也说：“小说何为而作也？曰： 以劝善也，以惩恶也。”这是有道理的。从《聊斋》的具体作品看，它宣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多维护了受压迫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的利益，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为什么不能肯定？只有那些违背了这一标准的作品才是应该批判的。但这已经越出本文所要论及的范围了。

文艺不同于政治教科书，最重要的就是“寓教于乐”，通过具体感人的形象教育，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所以，革命导师恩格斯主张“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俄国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则风趣地对人说：“您自管喜爱您的人物，可就是千万不要说出声来！”他们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 对于作品的主题的表达，即“寓意”的体现，一定要十分巧妙、十分自然，不能一碗清水看到底，更不能在小说中空讲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之类的讲义。《聊斋》是十分注意作品寓意表达的艺术技巧的，往往善于寓教诲于形象之中，使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和谐的统一。邹弢说《聊斋》“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段钰说《聊斋》“寓赏罚于嬉笑，百诵不厌”，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的。

当然，要说《聊斋》的每一篇作品都做到了“寓意处全无迹相”，那也是吹牛，未免言过其实，因为里面并不乏**裸的说教性的作品。但是，就《聊斋》的多数作品和总的倾向来看，说它在这方面做得较有成绩，恐怕是不能否认的。

譬如，作者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贪暴是深恶痛绝的，而对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则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对于这样一个总的主题，作者在许多作品中都有所表述，而每一个作品的表述又是不同的。在多数情况下，他总是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鲜明动人的形象，在不知不觉中宣传他的观点，给人以启示和教育，而较少耳提面命、直白的说教。像《促织》，通篇只写成名一家为了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作者在正文中并不插嘴，说明自己在这篇作品中要表达一个什么思想，而是把这种思想从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他把成名一家的遭遇写得越凄惨，越细致，人们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昏聩，残酷暴戾难道不是越痛恨，越愤怒吗？作品的主题难道不是因此显得越深沉吗？与此类似的“寓意”，在《梦狼》、《小梅》、《冤狱》、《红玉》、《张鸿渐》等作品中，又有着互不重复的表现形式，显得合理自然，天衣无缝，寻不到生硬说教的“迹相”。

在表达其他主题的作品中，这种情况也是明显可见的。如着名的短篇《画皮》。作者从太原王生清晨遇到一个“二八姝丽”开始，抽丝剥茧式地讲着那个披着人皮的恶鬼是如何地骗人上当而终于难逃覆灭下场的故事。正文中作者没有插嘴，没有评论。故事显得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波澜迭起，引人入胜，唯其如此，它的寓意就更加深刻丰富，令人回味无穷。直到今日，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它告诫我们： 一定要百倍警惕化装成美女的恶鬼那样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两面派，不要被他们的彩绘人皮所迷惑而受骗上当；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直，不能为私情和贪欲所动，否则难免杀身之祸。这种寓于故事之中的思想比之直白的说教不是要强烈和有力得多吗？

前面已经说过，《聊斋》也有一些作品，在主题的表达上，有直露的毛病。有的是情不自禁的骂世，如《王十》、《夏雪》等，作者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作为认识旧社会的材料，尚有可取之处；作为艺术作品，则不足为法。至于像《金生色》、《果报》之类，纯粹为了宣扬某种观念而进行**裸的说教，则完全是糟粕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应该作为鉴戒引起我们的重视。

《聊斋》的多数作品为什么能做到“寓意全无迹相”？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把握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让形象说话，把作品的主题完全“化”到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之中。像《劳山道士》通过一个“不惯作苦”的公子哥儿向劳山道士学法术的故事，表明了凡是好逸恶劳、想不劳而获的人一定要碰壁的道理，写得是何等的形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比空讲道理要生动感人得多了。又如《公孙九娘》写的是清朝统治者屠杀无辜人民造成无数沉冤血案的一例，但作者不是正面去骂统治者如何如何残暴，而是通过莱阳生与沉冤九泉的青年女子公孙九娘的离奇爱情故事，从侧面用重笔描绘一个“冤”字。九娘母子本是“不堪困苦”被逼死的冤魂，但死后，要求母子尸骨团圆，以使“百世得所依栖”，也因为莱阳生的疏忽而没能实现，因错中错铸成了冤中冤。人们读后，怎能不对这些无辜的冤魂充满同情，并自然而然地思索造成这种冤案的社会原因呢？还有一些短篇，如《黑兽》、《车夫》、《禽侠》、《牧竖》等，通过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已属于借题发挥的寓言了。

其次，与《聊斋》的素材来自民间、作者忠于原作有关。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作者注意了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概念出发，从生活素材中提炼主题而不是有了主题再找材料。前面说过，《聊斋》的许多素材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它们出自不同地方，不同人物，经过口耳相传到达蒲松龄的手里。像《张诚》是作者“听”来的；《莲香》是作者根据“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而改写的“崖略”；《狐梦》，作者说是“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之后记下来的，等等。可见，这类素材到作者手里时，往往已经初具规模了。这种素材，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等都已有雏形，蒲松龄在加工整理时，做到了忠实于原故事，忠实于生活，这样，人为的刀斧痕迹也就要少一些了。相反，像《绛妃》这样的作品，由于缺乏生活依据，只是为了观念的东西而有意为之，变得徒然卖弄才学，“寓意”的痕迹很明显，文学作品的气味就不多了。

当然，“寓意全无迹相”，并不是完全排斥作者的议论和哲理的抒发。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议论和哲理的作品也是乏味的、浅陋的。问题是这种议论或哲理的抒发必须恰如其分，符合当时当地的情景、人物的性格和身份等等。一般说，借作品中人物发议论、谈哲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用得恰如其分，的确可以闪射出思想的光芒。如猛烈抨击了封建社会官僚鱼肉人民的《梦狼》，实际上是冶寓言和小说于一炉，以白翁之梦与白翁次子的现实见闻两相对照，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虎狼当道的普遍现象，并在白甲的可耻下场中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要让那些虎狼之官吏都受到应有的惩罚。作品中也有直率的议论。如白甲对弟弟所说的“仕途之关窍”：“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就是入木三分的议论，是从几千年封建统治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做官的“诀窍”。由于它是通过追名逐利的白甲之口说出来的，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比起作者的直接说教，揭露要有力和有效得多。又如《张鸿渐》中，张的妻子关于“秀才作事，可以共胜，而不可以共败”的议论，也是作者总结生活的经验之谈，通过秀才妻子的口说出来，也是符合身份和当时的环境的。像这类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与作者抛开作品的人物自己出面喋喋不休截然不同。一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没有生硬的痕迹，成了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则是游离于作品和人物之外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常常容易因为掌握不好而破坏了作品结构的完整和通篇的艺术气氛的和谐。特别是理胜于情的**裸的说教，更容易引起读者反感。鲁迅批评宋代有些人“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的理学化倾向时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这不是说，文艺不能有“教训”，而是说，不能离开文学以形象反映生活这个根本特征来谈“教训”。这一点，《聊斋》比某些宋代的小说就要高明得多。

应该承认，在作者发议论的方面，《聊斋》较之其他古典小说，在体例上有它讨便宜的地方。作者把它的书当作历史，在许多故事的后面都效法《史记》的“太史公曰”，来一段“异史氏曰”，主要用于发表他的感想。在这块议论的园地里，他可以畅所欲言，谈他对作品中人物、事件、思想等等的看法，用不着在正文去插嘴了。在小说中运用这样一种形式，是蒲松龄的一个发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想把收集来的故事中的思想与自己的想法分开来，原作归原作，自己的评论则放在后面，以示不掠人之美。另一方面，从艺术上来说，这种方法也有可取之处： 要发议论，干脆在作品后面另起炉灶发一通好了，最好不要夹在作品中间，弄得不伦不类。至于“异史氏曰”的作用究竟如何，下面将有专文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