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特殊的镜子2

对生活素材勤于收集，敏于观察之外，还要善于改造和运用一个作家，有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又有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就能够把生活中一些看来很平常的东西巧妙地运用到文艺作品之中，使之起到不平常的作用。蒲松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化平淡为神奇”的能手。像《珠儿》写珠儿回忆他生前和父母相处的琐事，《狐梦》写狐女姐妹的闺房戏谑，《小二》写小夫妻的饮酒游戏，都是极平常的生活琐事，但因用得恰当，不但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而且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托。《庚娘》甚至把夫妻间“闺中之隐谑”也搬到文学作品中，用来作为在看不清人影的情况下夫妻相认的关键，使人不觉得亵，只觉得巧。

“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蒲松龄在这里明确宣布，他的《聊斋》学的是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是借酒浇愁的产物。洪迈在《夷坚志·序》中曾说： 人家以为他“好奇尚异”，实际上他的书和所有的怪异小说一样，“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书中的材料，“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那么，蒲松龄为什么不采取像《金瓶梅》、《红楼梦》等现实主义作品的写法，正面描写生活“史实”、直抒胸臆呢？为什么要采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曲折的表现方法呢？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如鲁迅所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这种风气对于生活于清初的蒲松龄无疑会有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因为搜集来的素材本身就是神怪色彩甚浓的神话或传说，只能在此基础上加工提高，却很难改弦更张，重起炉灶。此外，也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此可以避免清初严厉的文字狱的迫害。作者的这种苦心在《自志》中是有所表示的。他说： 自己在昏暗的灯下，坐着冰冷的凳子，写成这样一部“孤愤之书”，表示有所寄托，已经足以悲伤了，但是，像李白、杜甫那样的知音，还不知在哪里呢！不是更可悲吗？以作者知音自许的赵起杲在《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例言》中说：“先生是书，盖仿干宝《搜神》、任昉《述异》之例而作。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着述。以意逆志，乃不谬于作者，是所望于知人论世之君子。”因此，我们切不可将《聊斋》看作是一部荒诞无聊的书，也不能当作只供茶余酒后消遣的书，而应该看到它“怪异”后面的现实，荒诞外衣下面的严肃。否则，就未免愧对古人、有负作者的一番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