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特殊的镜子1

一面特殊的镜子——《聊斋》与生活的关系

人们常说： 文艺作品是生活的镜子。例如，革命导师列宁就高度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尔斯泰就是主张“艺术是生活的镜子”的作家。从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比喻是贴切的。但是，正如镜子有多种多样，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如平面镜，将生活如实尽收眼底；有的像三棱镜，闪现出生活的绚烂光彩；有的如望远镜，使人看清遥远的未来；有的像显微镜，能洞察生活深处的奥秘；也有的像潜望镜，要经过几次折射，才能看清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真相。《聊斋》就其多数作品来说，就是属于这后一类的，可说是一面特殊的镜子。

《聊斋》也有完全写实性的作品。如《天宫》、《金和尚》、《局诈》、《曾友于》、《口技》等，都是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某一个侧面的小说、特写，毫无怪异可言。但是它的多数作品，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狐鬼神仙、灵花异卉、山精虫怪之类，粗粗看来，未免荒诞不经，不足征信。那么，我们是否承认它们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呢？进一步说，《聊斋》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历数百年而不衰，其根本原因究竟是它荒诞不经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是由于它的真实性所带来的生命力？应该说，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否则，虚假的东西即使披上再美丽迷人的外衣，也是不能长久的。

首先，《聊斋》反映了时代的真实。明末清初，是一个激烈动**的历史时期，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和满清贵族入主中华，在原来尖锐的阶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尽管清王朝的几个开国皇帝颇有作为，但是，进入“末世”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病入膏肓，危局无法挽救，各种腐败没落现象触目皆是。蒲松龄“因目击国初乱离时事，官玩民偷，风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纾孤愤而谂识者”。因此，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就成了《聊斋》所反映的重要内容。《公孙九娘》、《野狗》等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无辜人民的血腥屠杀；《梦狼》、《红玉》、《张鸿渐》等描绘了当时社会大小官吏如狼似虎、贪赃枉法、颠倒黑白、残害人民的真实情景；《考弊司》、《贾奉雉》、《叶生》等，则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虚伪及其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这一部分内容，对我们认识封建末世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聊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真实面貌。除了官府和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外，《聊斋》的笔触还涉及到当时社会的许多角落。农夫、商人、艺人、医生、船夫、术士、侠客、和尚、道士、屠夫、酒鬼、赌徒、骗子、流氓、地痞、妓女、乞丐，等等，社会底层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普通人生活的某些侧面，都有具体而形象的描绘，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思想情绪、生活环境，以及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地位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也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教材。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和生活面的限制，他对某些不甚熟悉的劳动群众的描绘虽然有失真以至歪曲之处，但他毕竟还是有所描绘，而且有不少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机智等优秀品质，写出了他们挨饿受冻、含辛茹苦的悲惨生活以及政治上无权的痛苦情形。而身受四重压迫的妇女，命运更是悲惨。虽然她们有胆有识，但不能在社会上立足；有才有貌，却没有婚姻自由；甚至做了妻子也随时可以被丈夫赶走以至卖掉；特别是那些大户人家的婢女，更是任主人欺侮奸污，甚至被迫充当代女主人生儿育女的工具。所有这一切，尽管常常披上了花妖狐魅、神鬼仙佛的外衣，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虚无缥缈，但是，只要撩开这层薄薄的面纱，就可以看到其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真相。

再次，《聊斋》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真实，即写出了作者的真情实感。鲁迅曾经说过： 作者“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后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前者便成为虚伪了”。蒲松龄写《聊斋》的时候，大概并没有想到要去讨好什么人，去迎合什么时髦的潮流，只是觉得自己有“孤愤”要抒发，于是便“借鬼狐以设教”，把自己的爱憎全部真实地倾注到作品之中了。他不忌讳，不隐瞒，不粉饰，不装腔，而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奉献在读者面前，是非曲直，让别人去评论。张鹏展说他“无论庄言之，谐言之，质言之，奥言之，其性真固不可没也”。可谓知人之言。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够根据作品对他的世界观说长道短，既看到他进步的一面，也看到他落后的一面。如果当时他也为了某种目的，“硬装前进”，矫情伪饰，他的作品也就会变得一钱不值了。

《聊斋》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生活的风貌，起到一种镜子的作用，这是与作者随时随地注意积累生活素材分不开的。清代邹弢记了这样一个故事： 蒲松龄在写《聊斋》的时候，每天早上带上一大瓶茶水、一包烟，放在人们经过的大路边，地面铺上芦席，自己坐在上面，烟和茶放在身旁。看见过路的人就拖住谈话，请他们讲自己所知道的各种奇闻逸事。嘴巴讲干了就请喝茶，或者请抽烟，一定要人家畅所欲言才罢休。回到家后便将听到的故事加工整理出来。这样，花了20多年时间，《聊斋》才得以完成。

对这个记载，有人不相信，认为是无稽之谈。我们也不想去考证其真伪。但作者在《聊斋志异·自志》中的确说过，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他的孙子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也说他“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可见，材料来源很广。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蒲松龄是十分重视生活素材的点滴积累的，在他那样的时代，他是尽自己的可能以其独特的方式“深入生活”的。如果没有这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四方同人”的大力支持，《聊斋》决不会有今天这样浩繁的卷帙和广阔的生活画面。

蒲松龄一生，除了30多岁到江苏宝应县、高邮县做过几年幕僚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坐馆”，只有“读万卷书”的条件，却无“行万里路”的可能。但《聊斋》所反映的生活面却远远超出了山东、江苏的范围，涉及广东、广西、湖南、陕西等十几个省以及国外，如果没有这种勤于积累的工作，是不可能有此成绩的。这一点，过去有很多人看到了。如《聊斋》的主要评注者之一冯镇峦说：“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纪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花朝生笔记》的作者说：“《聊斋》记事，多有所本，不过藻思之，点缀之，使人猝难辨识耳。”他还举了《陆判》、《金和尚》为例，证明《聊斋》“绝非杜撰”。还有一些笔记丛谈则更以生活中的故事与《聊斋》相印证，如说“《聊斋》所载易钗而弁之颜氏，即明代守桐城之直隶进士杨公尔铭之事”，（《春在堂随笔》）“《聊斋·香玉》一则，本于明即墨蓝侍郎游烟霞洞前之事也”（《劳山丛拾》），等等，虽不免有失之穿凿附会之处，但以之说明《聊斋》所作来自生活，反映生活真实，则是颇有说服力的。以为谈狐说鬼，了无对证，便可信口胡诌，那是根本不会懂得《聊斋》精神的。

古人说：“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家创作仅仅靠道听途说、蜻蜓点水式地搜集素材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靠自己在生活中深入地观察、体验。蒲松龄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对世情、人物、环境、事件的观察研究是细致、具体而深刻的。举凡中下层官吏的腐败，科举制度的害处，社会风俗的败坏，世道人心的险恶，他都洞若观火，了然于心，所以，描写刻画就能恰如其分，入木三分。冯镇峦说他“于一切俗情无不洞鉴症结，疑其心有七窍”。当然，所谓“心有七窍”乃是夸张之词，但说他洞察世事却不失为合乎实际的公论。

譬如，对于科举，由于作者几十年在这方面郁郁不得志，但又久久不能忘情，所以，对科场弊病，试官昏聩，士子心理等，都非常熟悉，写来入肌彻骨，力透纸背。《王子安》“异史氏曰”云：“秀才入闱，有七似焉：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此情此景，何等惟妙惟肖！若非亲身经历，是很难写得出的。又如《聊斋》多写所谓“悍妇”，据说作者的嫂嫂就是一个“悍妇”，使他吃了不少苦头，既然耿耿于怀，写起这类人物来也往往活灵活现。相反，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人物、事件的描写，就不免有肤浅、雷同以至歪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