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小修诗

袁宏道

弟小修诗，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岁馀即着《黄山》、《雪》二赋①，几五千馀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②，傅以相如、太冲之法③，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④，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摹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⑤。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⑥，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樽节⑦，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⑧，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⑨，又何疑焉！

【注释】

①《黄山》：赋名。此黄山是湖北公安境内之山，非安徽之黄山。 ②饤饾（ｄìｎɡｄòｕ定豆）：此指堆砌罗列。 ③太冲：西晋辞赋家左思的字，史传其名作《三都赋》出，人们竞相传抄，使得洛阳纸贵。 ④列御寇：即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道家，着有《列子》，原书佚（今本为魏晋间伪书）。 ⑤野狐外道：即“野狐禅”，佛教用语，意为异端邪说。 ⑥闾阎：指普通百姓所居之处。《擘破玉》、《打草竿》：明代民间流传的民歌，“擘”一般作“劈”。 ⑦樽节：节制、抑止。樽，通“撙”。 ⑧忿怼（ｄｕì对）：忿懑、怨恨。 ⑨楚风：楚地的民歌。

【作意】

借为小修诗集作序，主张诗文要独抒性灵，表现真情实感，反对剿袭模拟，无病呻吟。

【鉴赏】

明代文坛，是一个门户叠出、宗派林立的世界。作者们为了发明和维护自己的主张，无不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攻击自己的对立派。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他的这篇《叙小修诗》可以看作是公安派的文学纲领，也是向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宣战的檄文。

前、后七子，在纠正台阁体的纤弱空虚方面自有其历史功绩，但是他们过分强调的复古、拟古，被一些追随者引向极端，也使文学走入了徒然玩弄形式而毫无生气的死胡同。袁宏道此文首先针对当时“卑极”的文坛，对七子鼓吹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痛加批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前七子首领李梦阳提出来的，《明史》本传说他：“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传序》说他与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也主张“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甚至出现了“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这样极端的思潮。王世贞颂扬李攀龙的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乐府诗“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其实也看出了拟古的毛病。以至于在袁宏道面前，展示的竟是这样一个“舆论一律”、死气沉沉的文坛：“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摹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这对于主张思想解放的袁宏道来说，真是不堪容忍！所以，他奋力批驳，大声疾呼，指出秦、汉以上尚有六经，盛唐以上还有汉魏，如果前人也照此办理，就没有拟古派心目中的偶像了。所以他首先提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才“可贵”的观点。接着，他进一步指出独创的可贵，认为天下之物，只要有特点就一定能存在，想废也废不掉；如果雷同就一定难流传，想保也保不住。而所谓有特点的东西，就是“真人”的“真声”，而不是那些效颦之作。从这些见解中，很明显地看到袁宏道受他的老师李贽很深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作为公安派旗帜的“性灵说”。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都是从作者自己胸臆中“流”出来的。这种作品，因为感情真挚，即使表达形式欠缺一点，也是有价值的。这与袁的好友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的话是一致的。袁说：“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尔。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由是以观诗，期于自性灵出耳，又何必唐，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也！”出自性灵则真，真则新。这就是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从他的文学主张出发，作者对弟弟小修的诗的评价，特别强调的也是一个“真”字。前面强调弟弟早期写作的赋，摹仿得很出色，同那些摹仿派自诩的不朽之作简直没什么两样，但后来遭到弟弟自己的否定。一个“厌薄”，一个“弃去”，明是写弟弟，实际上已经在打摹拟派的耳光了。后面强调他弟弟“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真实感人，堪比屈子楚辞。评价未免太高，但阐述亦算理直气壮。另外，文中还谈到他对闾阎妇人、小孩所唱民歌的高度评价，表示了文人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也是明代文坛的一大进步。

本文作者一方面怀着对当时文坛复古、拟古风气的强烈不满之情，另一方面又有对弟弟的深厚怀念之情，二情进发，所以文章写得真气鼓**，感情充沛，圆转晓畅，**，读来甚感痛快。当然，矫枉过正，难免有片面之处，如对其弟的视妻子为鹿豕之聚的错误观点以及对其弟作品的“疵处”无保留的赞美，未免过分，但这不影响本文强烈的战斗力量。

【补充说明】

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称：“先生立言虽不逐世之颦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极，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远，而出自灵窍，吐于慧舌，写于铦颖，萧萧泠泠，皆足以**涤尘情，消除热恼。况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健若没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诘，有杜陵，有昌黎，有长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笔与之会，合众乐以成元音，控八河而无异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为后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