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王守仁
经，常道也①。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阴阳消长之行焉②，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③，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长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平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
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④，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⑤，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⑥，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⑦。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⑧：“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⑨，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⑩。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11），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12），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13），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14）。”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15）。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
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16）。
【注释】
①常道：永远不变的道理，犹言绝对真理。 ②消长：生灭盛衰的变化。 ③节文：礼节、文采，泛指礼节。 ④人极：为人准则。 ⑤记籍：记载。 ⑥考索于影响之间：考证追索源流之间的关系。 ⑦硁（ｋēｎɡ坑）硁然：见识浅而又固执地自以为是的样子。 ⑧窭（ｊù巨）人：穷人。嚣嚣然：喧嚣的样子。 ⑨没溺：沉浸。涂：遮掩。 ⑩贼经：残害经典。 （11）越城：今浙江绍兴。稽山：会稽山，在绍兴市东南。宋代设书院于卧龙西岗。 （12）敷政：施政。 （13）末学：无根柢的学问。这里指当时舍弃根本的经学研究。支离：破碎、割裂。 （14）邪慝（ｔè特）：邪恶、过失。 （15）谂（ｓｈěｎ审）：告知。 （16）庶乎：庶几乎，也许，差不多。
【作意】
反复申述尊经的根本在于反求诸心，反对乱经、侮经、贼经的行为。
【鉴赏】
作为“阳明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这篇《尊经阁记》中可以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王守仁早年师事娄谅，相信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但后来，他否定了朱熹的一套说法，认为那是朱熹中年的不成熟的看法，而自己提出了一套“理在心中”的理论。指出心的本体是性，性就是天理，天理的灵觉就是知，知也就是心的本体，所以，心、性、理、知都是一个东西，不过是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不同说法而已。他强调“致良知”，认为只要得到良知，便可得到圆满的知识，便可达到与天地万物齐的最高境界，而“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从良知便可达到笃行。因此，要“戒慎恐惧”，不让良知受到私欲的蒙蔽和影响，也不同意朱熹的“格物致知”，求理于物的观点。
以今天科学的观点来看，王守仁的这种哲学思想是有明显的缺陷的，但在当时，却颇受学者的欢迎和拥护，以至于能形成一个学派。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不管我们现在怎样看，当时的王阳明自以为真理在握，所以说话、写文章就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尊经阁记》一反传统的亭台楼阁景观描写的常规，劈头就从“经，常道也”入（书为人）手，由粗到细、由浅入（书为人）深，反复地宣传他的心、性、命皆一的理论。他把经当作“常道”，即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由天表现出来就是“命”，由人所体现就是“性”，作为人身的主宰就是“心”。它们表现形式不同，其实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沟通人世和万物，通达四海，充塞天地，贯通古今，无所不在，无所不同，永远不变，所以叫做“常道”。
接着，他以经这个常道表现于人的情感和人际交往为过渡，着重说明《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就是“常道”，而且就是“吾心之常道”。君子要从六经中求常道，只要“求之吾心”便可获得；从六经中求得常道，所以就要尊经。在他看来，六经的内容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仓库，而这个仓库就在人的心中，以文字体现出来的六经不过是心这个仓库的帐簿，是圣人记载下来用以备忘的。学习六经的人，应该利用这个帐簿去查自己的“心”这个仓库中的货色。而不能丢开“心”这个仓库，只在“帐簿”上翻花样、做文章。他强调的是，学六经，要用“心”去学，要学以致用，“触及灵魂”，不能学用脱节，或为学而学，徒然玩弄文字，或学用背离，言行不一，甚至假借圣人之言来掩饰自己的“奸心盗行”，那样，就是“乱经”、“侮经”、“贼经”的行为，根本谈不上尊经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致良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他所反对的对待六经的错误做法，也是极为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对待六经这类的经典着作，不是去领会其精神实质而身体力行，而是像乱经、侮经、贼经者那样使之名存实亡的情况，几乎是无代无之，甚至愈演愈烈。所以作者发出的“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的感慨，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有着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意义，颇有点“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的味道。
作者这篇文章，善用反复，看似同义反复，实则在反复中层层深入；通篇多下断语，缺少论证，看似霸道，实乃作者自信的体现，所以神完气足，理直气壮，给人以不容辩驳的压倒气势。这些方面，也很值得玩味。
【补充说明】
《明史》本传载：“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茅坤《八大家文钞·论例》称：“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并极赞其为“百世殊绝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