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同志与生活书店的编审工作

韬奋接编《生活》周刊之后，有好几年都只有他一个“光杆编辑”，从稿件的撰写到编审，都是他一个人唱独脚戏。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因为人少，出书也少，在“章程”上也没有提编审工作，只是规定经理代表理事会“总揽社务”，实际上就是韬奋全面负责。

1932年抗战爆发，生活书店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分店和人员增多，出书数量也较前成倍增长。为了加强对出书工作的领导，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了总管理处，直接对总经理负责。直到这时，可说是生活书店编审方面的工作还是韬奋亲自在做。1939年1月，生活书店在民主选举领导机构之前，“因为业务上的迫切需要”，先对业务方面的机构作了调整，其重要的变化就是设立编审委员会。韬奋在1月24日出版的《店务通讯》第35期上发表的《本店机构的调整》中，对此作了如下说明：

“还有一个新的改革，便是编辑部没有，关于编校印刷等等技术的工作归于生产部的编校科，另设一个编审委员会，主持编审计划的规定与起草，加强编审工作的效能。编审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照料并督促重庆、桂林、香港及上海各据点的编审工作，同时在渝、港各设副主席一人，协助主席执行本会事务。此外特聘编审委员若干人，除原有的杂志编辑人外，并酌聘若干店外的作家担任编审委员。这些编审委员不是挂名的，都须在总的计划中负起一部分执行的责任。本会直属总经理。

生活书店的编审委员会于1939年1月10日正式成立，包括15个编审委员，他们是：胡愈之（主席），沈志远、金仲华（副主席），艾逖生（秘书），邹韬奋（督促），史枚，刘思慕，沈兹九，张仲实，戈宝权，茅盾，戴白桃，柳浞，廖庶谦，曹靖华（后来，人员和职务都有所变动，如主席一职，7月份起即由柳担任）。按照《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规则》文件的规定，“编审委员会由总经理聘请之”，“编审委员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至3人，秘书1人，均由总经理就编审委员中聘任之”。因此，编审委员会既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又是一个始终置于总经理韬奋领导之下的机构，韬奋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个文件还规定：编审委员会主要通过编审会议集体讨论和委员们分工负责开展工作。编审会议原定每周召开一次，后改为半月一次。参加者除所在地的全体编审委员外，还有总经理、经理（徐伯昕），生产部和营业部的部长或副部长。编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1.决定编辑计划；2.报告编辑计划实施状况（包括图书和杂志）；3.决定收购书籍并报酬率；4.决定重版书及其印数。其中工作计划又是重点，分全年计划和季度计划，包括内容有：书刊品种性质；字数与件数；预计印数；编稿费、编辑用资料费、印刷成本支出数额；营业总额的估计等。会议决定后，由编审委员分工执行：“编审委员分别负责某种图书或杂志之编审工作，依照编审委员会决定之计划进行工作。对于外来投稿之初次审查，应于一天至三天内完毕之。”该文件规定：“对于编审会议之决议，主席保留最后决定权，对于编审委员会主席之决议，总经理保留最后决定权。”但是，由于韬奋善于选人用人并参加会议与编审委员们平等地交换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十分融洽的。

韬奋曾经期望，通过这次机构改革，设立了编审委员会，“业务的效能方面能有较大的进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一个明显的效果是使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实现了计划化。走上了轨道。韬奋对于计划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出版计划，商定好了出多少种类书，每种类预备出多少，在多少时间内出完，分成几个阶段出。在一年的计划中，尚须分季分月各有具体的规定，每个编审委员在一年中各季各月的工作都有具体的规定，商得各编审委员的同意，填入特备的表格，以后进行工作，都以此为根据。这样一来，事情不能随便延搁，检讨工作也有所根据，万一计划行不通，也得早发现，力求补救或改善。”正是由于他严格的要求，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克服一度存在的忙乱现象，得到了有条不紊的发展。

除了计划化之外，编审委员会的设立还有两个很明显的优点：

一是方针明确。胡愈之为编审委员会提出了“要以服务大众文化的原则”作为整个出版工作的总方针。这就使得各编审委员在审稿时有了明确遵循的准绳，从而保证了出版物的政治艺术质量。生活书店在业务发展、人手增多的情况下，其出书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韬奋一贯坚持的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进步事业服务的原则，与编审委员会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二：是集体决定，分工负责。凡有关稿件的事宜，全在编审会议上讨论决定，然后分头去执行。既避免了个人决断的种种弊病，发挥了集思广益的力量，又避免了议而不决、吃大锅饭的弊病，充分调动了各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丁效率。据艾寒松在当时一篇文章中说：在编审委员会成立后的最初5个月里，开了10次以上的编审会议，“通过和议决的事项有12件，对本店出版各杂志的杂志检讨会议开过3次，所有采用的稿件，多半是通过了编审会议，用集体的讨论来决定。在每次会议的时间是3小时以上，每个编审委员在每次会议上不发言的很少，就是不到会的也很少。”沈志远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也认为：用编审委员会代替过去的总编辑制是生活书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他说：总编制是总编辑个人负责的，“在工作上和计划上当然都受到若干的限制”，而编审委员会则是“集体领导制”，“举凡稿件和稿酬的决定，计划的补充和修正，工作成绩的检查，内部工作的分配，推进工作办法的确定，内部人事的调整，办事手续的规定等等，都是经过会议讨论以后才决定和施行的”。编委之间是有分工的。当时，生活书店把过去出的书合并为ABCDE五类，每个编审委员负责分扣至少一个种类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兼任杂志的主编，如金仲华是《世界知识》的主编，沈兹九是《妇女生活》的主编等。这样，会上讨论决定的事就有具体的人去负责落实，避免了光说不练、互相扯皮之类的不良现象发生。

正因为如此，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尽管在战争环境下，又有国民党政府当局人为制造的种种困难，但牛活书店出书还是既好又多的。1939年上半年，出版新书63种，印28万多册；重版书174种，印65.5万册。第一季度最低应生产66.3万字，实际完成了133.4万字，超出1倍多，发排的稿件有92.6万字；收到稿件121件，采用76件，退还45件。这些数字，可见编审委员会工作成绩和效率之一斑。

编审委员会的成绩也与胡愈之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编审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他一手“包办”出来的。一月份总处的编审委员会成立之后，2月和3月，他又先后在香港和桂林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分会，并且兼任桂林分会的主席（张铁生为编审委员；香港分会的主席是金仲华，委员是刘思慕）。编审委员会的方针、计划、办事章程、组织条例都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显得格外忙。艾寒松说：胡愈之先生“格外辛劳”，“在重庆总处常工作到深夜”。韬奋在“同仁介绍”栏以《我们的胡主席》为题，对胡愈之同志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最有趣的是当时他用的笔名就是招呼他的一个茶房的大名——伏生。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们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绰号。我们请得一位‘诸葛亮’来做我们的主席，是再欣幸不过的事情。”有胡愈之这样的“诸葛亮”作主席，又聚集了茅盾、柳浞、沈志远、金仲华等知名人士作委员，生活书店的编审工作能够做到高质量、高效率，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出版史料》第3辑，198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