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

今年11月5日，是我国着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邹韬奋同志90诞辰。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41年了，但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名字与他所献身的事业一样，永远活着，永远年轻。

有一句格言说：“人生不在于索取，而在于给予。”韬奋因为饱受旧社会反动政权的压迫，一生颠沛流离，只活了不到50岁，但给我们留下了30多本译着、3千多篇文章、数百万言的精神财富（如果加上已经散失的大量的书信，其数量就更加可观），而除了这些有文字记载的材料之外，韬奋毕生为祖国繁荣富强、为人民翻身解放所做的工作，更是指不胜屈。正因为他给予人民的是那么多，所以人民不会忘记他，也忘不了他。“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这个评价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韬奋一生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还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上。正如吴玉章同志在解放前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近代中国文化界，在新闻事业、出版事业上，最有成绩、最有创造能力的，要算邹韬奋。”韬奋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把新闻出版工作自觉地当作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与党保持同一步调。韬奋在世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较早就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出版事业当作党领导下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实现革命事业的总目标而竭尽全力。1932年，他就明确说过：“要铲除从个人作出发点的人生观；确立从社会作出发点的人生观。”作为“报馆主笔”，“要把正确的思想灌输给儿童青年”，“要竭其至诚在新闻事业上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尽其力所能及的一部分的小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多次表示：“在出书方面自觉地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加强，这不仅是技术的问题，而且也是与目标配合的工作。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无疑地必须注意加紧多数落后群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与普及。这是中国革命加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多尽一些力量，就是对中国革命多尽一些力量。”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办刊物，开书店还是写文章，做其他工作，韬奋都自觉地注意与党保持一致。

这样做是否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言论自由”呢？韬奋并不这样看。韬奋是十分重视“人格”、“报格”的。他曾说过：“没有骨气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并且表示：“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但是，他的这种“骨气”，又是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完全一致的。他在《独立自由的（生活日报）》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所谓独立自由，即永有其为民族为民众的福利而奋斗的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对“言论自由”的解释是：“所谓言论自由，当然不是说毫无原则，毫无范围的。譬如在抗战建国中的中国，言论自由与动员民众工作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汉奸理论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言论，是不应该让它自由的，因为这是妨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与进步。”韬奋在这里所划的界线以及他主张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二、作“人民的喉舌”，竭诚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1936年，韬奋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高兴地谈到他的目标：不单以办好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为满足，还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这种日报“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而“民治”就是“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在出版方面，韬奋也同样以为最大多数读者服务为己任。他在《我们的工作原则》中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出版方面，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这种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思想，贯彻韬奋一生事业的始终，成为他的新闻出版思想的精华。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主张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不能忘却对于少数前进分子的服务”，但要把普及工作放在首位，注意“普通化”、“通俗化”；并强调专门家要以把自己的专门知识普及到广大读者层中去为光荣。从这一思想出发，他还坚持要实事求是，以群众的利益为中心。他说，报刊要“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论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主张出版社要“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而“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坚决“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在书刊定价问题上，他也主张尽力不加重读者的负担，又不致使书店赔钱关门，最好能够把“事业性”与“商业性”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三、发扬特色，重视创造精神。韬奋刚接办《生活》周刊时，就强调要有自己的特色，避免雷同。他认为办刊物“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有了创造精神，才可能有特色、有个性，才可能生存和发展。1934年，他流亡英法等国时，特别留心考察当地的报刊，对于那些坚持特色的报刊给予较高的评价。如谈到法国的晚报《巴黎时报》时，韬奋认为该报坚持为“上流人物”服务，这种做法也是一个特点，因为有了这个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在英国，他经常阅读八九种报纸，对于“各报有各报的特点，极少雷同”，感到兴趣非常浓厚，得益匪浅。后来，他办生活书店，也坚持要有特色，从编辑出版到发行，他都要求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在《患难余生记》中系统地提出来的“生活精神”：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可以说是生活书店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特色”。至于在编辑、出版、发行，经营管理方面，韬奋和他的同事们重视创造精神所形成的具体的特色就更多了。生活书店在当时的中国，论人数、资本等实力都无法同一些大出版社比，但是它的影响之深广，却丝毫不亚于那些大出版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形成了特色和个性，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汇报》198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