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论编辑1

邹韬奋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政论家、新闻记者、出版家，也是一个着名的编辑。他说自己“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1937年9月20日，他在为《立报》“创刊二周年纪念特刊”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他对编辑这一行的无比热爱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

韬奋一生以编辑自命，对编辑这一行有许多体会很深的甘苦之言。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其中许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编辑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本文所谈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笔者学习不够，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无名小卒”与“花匠”

韬奋办《生活》周刊时，曾把刊物比作一个“花园”，而把自己比作“花匠”。他说：“他在这个花园里努力，只不过觉得这个小小花园尚能应社会上一部分的需要，他在这里面做个小小花匠，觉得在他个性还算比较的近些，觉得还有兴趣，所以愿以全副精神竭尽绵薄；只望能在此茫茫的人生长途中，寻得一花一蕊，贡献给诸君；倘诸君觉得在有些趣味的材料中，随处得一点安慰，得一点愉快，得一点同情，得一点鼓励，便是他暗中在精神上所感到的无限的愉快。……至于他个人，只愿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但知尽其心力为本刊干去。”在这里，韬奋把编辑比作“花匠”并自愿甘当一辈子“无名小卒”，以能为社会、为读者服务为“无限的愉快”，十分恰当地揭示了编辑工作的本质，也充分肯定了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感。

作为“花匠”，韬奋一生都在力求把最美好的东西献给读者，把提供“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希望“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他说：“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他和他领导的生活书店决“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他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时，也明确宣布，“不载无聊闲话，不刊荒谬文字”。对于那些诲**诲盗和落后、骗人的东西，他是坚决反对的，就连这类广告也拒绝刊登。

韬奋向来“视事业如生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他曾经表示：“我不想富，不想贵，本来是穷苦的无名小卒，死去时也只愿是个穷苦的无名小卒。”因此，他只知道“乐此不疲”地干工作，而鄙薄和反对那种争名夺利的行为。他早期就说过：“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更进一步指出：“倘若我们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个人的地位原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鲜明地提出了“克服个人主义”的问题，认为：“现在不是由个人主义做出发点的所渭‘独善其身’的时代了，要注意怎样做大众集团中一个前进的英勇的斗士，在集团的解放中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他并且表明，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地位干，是为着社会的或大众的福利干”。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把个人的利益与革命事业的位置摆正确，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出版事业中的一颗重要的“螺丝钉”。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韬奋说：“做编辑的人好像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所贡献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是精神食粮。”因此，他多次强调：办出版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首先是要努力满足读者的正当需要。他曾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切实的“研究”，不管是《生活》周刊还是生活书店的书刊，在尽可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方面，做得很有成绩。生活书店有些书发行达二三百万册，他办的刊物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曾分别达到15万5千份和20多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刊物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韬奋还特别强调通俗化、大众化，希望出版的书刊“使一切初识字牛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为此，他多次呼吁专家们“极力使专门的学术通俗化”。他说：“我们要尽力使原来是‘专门化’的，现在要在文字的写作技术上使它大众化起来，由此提高一般的知识水准。我觉得为大众的利益方面着想，以后任何专家都须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身体力行。对过于专门的文章或者不用，或者加以改写；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抗战初期，为了让更多的军民看懂书刊，他还把本已很通俗的《全民抗战》再加以通俗化，出版“战地版”、“通俗版”，真是呕尽了心血。

“以读者利益为中心”，还表现在他把读者当成“好朋友”而竭诚为之服务的精神上。他总是与读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设身处地地为读者着想，使出版物成为读者“一位欣悦和爱的好朋友”，但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损友，而是“纯洁清正，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对于读者的来信，不管是与出版有关的还是无关的，他都要拆阅和答复，而且答复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有些来信问的问题，他自己不懂，还代为请教专家，然后再作回答。为此，即使忙到深更半夜也不以为苦，不以为烦，而是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后来信件实在太多，只得添加专人负责回信，但他还是要抽看，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信亲自作答。有些读者来信要求代买东西，只要有可能，他也派人去奔跑采购，并风趣地把采购的同志称为“马路巡阅使”。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感人至深。

“取稿凭质不凭名”

做编辑少不了与作者打交道，怎么处理为好呢？韬奋首先是尊重作者。韬奋认为：“编辑是替作者读者服务的”。虽然他自己是作者和编辑一身二任，但他在与作者打交道时，总是十分尊重作者，关心作者，以好朋友的态度向作者组稿，特别善于在随便的谈话中抓住约稿的题目。由于他平时对作者有很深的了解，与有些作者还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对他们的个性和特长都一清二楚，所以，约稿往往能达到预期目的，很少有失望或落空的时候。当时就有人称赞他“拉稿的手段，素来不凡”。

另一方面，他对待稿件向来又是要求很严格的。他说：“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还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一次茅盾的小舅子也是韬奋的老朋友孔另境先生寄来一篇稿子，韬奋因为其中“所引历史文言较多”，终于作了退稿处理。在生活周刊社时，对于他的“顶头上司”黄炎培先生的稿件，他如认为不合适，也要反复商量直到修改满意为止。

韬奋对待稿件这种态度和做法，得到了多数作者的谅解和支持，他们并不因为稿件被退或被改而意气用事，相反，仍然继续不断地把稿件寄给他。如2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李公朴先生，被韬奋聘为《生活》周刊的特约通讯员。他远隔重洋寄来的稿件也不是篇篇都登，但他不管登不登，总是很兴奋地再写来。对此，韬奋是十分感谢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作者对韬奋的做法不满意，甚至不惜造谣、攻击。遇到这种韬奋称之为“因公招怨”的情形，他的态度是宁可听人污蔑攻击，决不在原则上让步。他说：“我职责所在，对于发刊的稿件自不得不负责，当然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须以文字内容有精彩为前提，不应以情面而敷衍。……我因为对此点看得很透，所以决意：与其敷衍，不如不办；如其要办，决不敷衍。我以后还是要坚持一向的严格态度办下去……”这种鲜明的立场和严格的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韬奋对于“名家”不是盲从和迷信，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实相副的名家，他十分尊重，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争取他们的书稿为光荣。但是，他也知道，有一些“名家”是“名”不副“实”的。他曾指出；“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即使是名实相副的“名家”，韬奋也反对“猫捉老鼠”式的总是盯住不放的做法，他对于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乱拉“名家”以光门面的做法深不以为然。他曾尖锐批评说：只要淮一旦成名，于是，“这里请你做校董，那里请你做董事；你的文章尽管狗屁不通，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做广告；你的字尽管写成鬼样子，有人争先恐后的请你题签；……”。他还批评有些编辑争向“名人”约稿，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说：“现在的杂志界似乎有一种对读者不很有利的现象：新的杂志尽管好像雨后春笋，而作家却仍然只有常常看得到他们大名的这几个。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作为“催稿的人”的编辑是不能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