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3

“求得最大的贡献”

1937年韬奋在狱中写的《经历》一书中说：“我们各人都该求得最大的贡献。……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无论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业外（倘若这可称为“事业”），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贡献。竭智尽力求得这种‘最大的贡献’，这是人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我常常督促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这个责任。”这段话，用以形容和概括他后半生的活动。是再恰当不过了。

首先表现的是他的再接再厉、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旧中国的特殊环境中，随着韬奋所办的进步出版事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也与日俱增。1932年，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先后下令《生活》周刊不准邮寄；1933年？月，韬奋被迫出国流亡；这年年底，《生活》周刊也被迫停刊；与此同时，书店被查禁图书的事也日益增多。生活书店的出版：工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困境。1936年11月，韬奋与沈钧儒等？人又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罪名非法逮捕并被无理拘禁8个多月，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获释；以后，韬奋还被迫流亡多次，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只得隐姓埋名过“地下”生活，真是久经磨难，艰苦备尝。但是，面对压迫，韬奋没有退却，更没有屈服，而是“尽其在我”地努力工作着。

在国外流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他“狼吞虎咽似的”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并联系实际，记下了许多笔记。他说：“革命的思想家的奋斗生活，常能给我们以很深刻的‘灵感’。我每想到卡尔和伊里奇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考察期间，他又从实践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更增强了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这些，对于他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是一种强烈的催化剂。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意考察和比较外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随时吸收和改造外国的东西为自己所用。譬如，在法国时，他就很注意巴黎《时报》的“办报特点”，《晨报》的分工详密和效率，《巴黎晚报》“社会新闻特详，插图佳妙，编法又能处处引人入胜”的优点；在德国，韬奋看了那儿先进的印刷设备，有一段表示自己心理活动的文字，很是感人：

我看完了这样大规模的出版机关，心里暗作妄想，如中国有一天真实行了社会主义，或至少真向着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走，由大众化的国家办理这类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区区小子，得在这样的一个机关里竭其微力，尽我全部的生伞在这里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这样大众化的事业，比之操在资本家的手里，以牟利为前提的事业，又大大地不同了。

韬奋当年向往的事业今天已经变成现实，我们该感到多么幸福啊。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他总是针锋相对而又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生活》周刊被查封了，他又通过国内的朋友办起了《新生》周刊；《新生》周刊因为“新生事件”被禁，他回国后，马上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被封后，他又流亡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创办了《抗战》三日刊（后来改名为《全民抗战》周刊），同时，还编印出版了《抗战画报》；1941年，他再次流亡香港时，又于艰难竭蹶之中恢复了《大众生活》，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他的手中永远高擎着一支照耀和鼓舞人们投奔光明、投奔革命的火炬！

“作最大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把编辑出版工作与整个革命事业统—在一起，从更高的水平和更广阔的背景上从事这一工作。韬奋在早期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自居的，他想办一种超政治的纯出版事业。但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自觉地把自己从事的出版事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事业联系在一起，而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杀千刀文化”划清了界线。在《患难余生记》里，他明确地申言：他和生活书店数百同志所艰苦支持的这一部分进步文化事业乃是“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工作范围不再是局限于编辑出版工作本身，而是延续到更广的战线，看到更广阔的前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面向广大文化落后的工农群众的思想和由此而来的出版物通俗化的要求。韬奋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我们必须使最大多数的群众都能受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出版方面，不能以仅仅出了几本高深理论的书，就认为满足，必须同时顾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文化食粮的需要……我们深信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与普及，这对于整个国力的提高是有很大的效力。”这项伟大的：工程当然不能仅靠韬奋和生活书店来完成，但他的确是作了“最大的贡献”。韬奋一生致力于通俗化的工作，是造成他在全国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愈之同志曾把韬奋与鲁迅作了个比较，他说：“鲁迅的写作方法，采取高级形象化。而韬奋则采取低级形象化，对于落后的大众，低级的形象化自然比高级的形象化更容易接受，所以就作品的永久价值来说，韬奋断不能和鲁迅比较，但就宣传教育的作用来说，韬奋对于同时代的影响，却比鲁迅还要来的普遍。”这是很中肯、很精彩的分析。

韬奋还利用政治活动的便利，为改善编辑出版工作的条件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从1932年底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始，韬奋有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爱国、救国的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期的斗争经历。在参政会上，韬奋利用参政员的合法身分，巧妙地站在党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说出了党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并为改善编辑出版的条件作了极大的努力。他在第一次参政会上，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提案，其中就有反对书报检查的提案，第二次参政会上，韬奋“一方面以编着人的身分，一方面受全国最大出版家的嘱托”，又提出了《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经过顽强努力，获得通过。虽然在国民党的“表面骨子脱节”政治面前，白纸黑字的提案实际上并没有作用，但对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伪善面目和鼓舞出版界同人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威力的。

从1937年开始，生活书店得到空前的发展，分支店曾达到50多个，职工达300多人，韬奋作为总负责人，以出色的工作为培养这支具有生活精神的坚强队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通过自己主编的刊物和出版的图书教育了广大的读者群。1941年底，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香港停刊之后，直到逝世，由于环境所迫，韬奋基本上脱离了编辑出版工作，但是，他以带病之躯所从事的具体革命活动（特别是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参观活动），他在病**坚持写作而未及完成的《患难余生记》等着作中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总结，都永远是从事革命出版工作的人们的生动教材。正如中共中央在给韬奋家属的唁电中所说的：“韬奋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着作将永垂不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韬奋以自己光辉的一生实现了他生前作出的“求得最大的贡献”的愿望，给我们留下了永难磨灭的榜样。

1986年4月27日

（中国展望出版社：《中国现代着名编辑家编辑生涯》，199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