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论编辑2

编辑“所应具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1930年，韬奋在《征求一位同志》的文章中，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他心目中的编辑的“标准”。他对自己所要征求的“编辑同志”提出了“至少”应有的四个条件，它们是：（一）大公无私，（二）思想深入，（三）文笔畅达，（四）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他说：“我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是我认为撰述评论——而且是限于像《生活》一类刊物的评论——的人所应具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可见就是这些条件具备，也不过配做一个编辑。”对这四条，韬奋在《征求一位同志》中作了比较集中的说明，联系他在其他文章中的：‘些意见，具体化起来就是：

一、做编辑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韬奋认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品性”。这种品德表现在言论方面，就是“动机要绝对的纯洁，要绝对不肯夹杂私的爱憎、私的利害在里面，要绝对能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受任何私人或团体的指使威吓利诱，改迁就私人的情面而作违心的言论”。表现在对待稿件的取舍上，就是上面所说的“重质不重名”的取舍标准以及绝对不讲情面的严格态度。他坚决反对“情面”观点，认为“‘面子’是以私害公的最大恶魔”。就拿在刊物上介绍书刊来说，韬奋坚持：“我们只认得‘好读物’而不认得人，要使因我们介绍而去购阅的读者不至上当，不至失望。我们‘绝对不受任何私人或书业机关的嘱托，绝对不讲‘情面’，绝对不避嫌怨，只以‘读物’奉身为惟一的对象，根据独立观察所得，全为读者着想。”即使因此遭到个别人的污蔑和攻击，他还是表示：“我自问大公无私，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什么都不怕！”这种高尚的品德正是韬奋和他主持的出版事业声誉卓着的重要原因。

二、做编辑的人应该有“敏锐的观察与卓越的识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精神”。韬奋在谈到办刊物的几个原则时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创造的精神哪里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思想深入”：“遇着一件事或是一个问题，不要人云亦云，总要运用自己的脑子深入的想他一下”。

三、做编辑的人应该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在韬奋看来，编辑与作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一身的。即使编辑不能成为作家，但是“文笔畅达”，也是审阅和修改润饰来稿所不能缺少的条件。他认为编辑不能把稿件凑在一起就算数，而应该根据自己的方针和宗旨，对稿件进行选择和加工润饰。他在办《生活》周刊时，就精心改稿，“不愿有一宇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以后，也一直坚持了这个传统。

四、做编辑的人要眼界开阔，多看中外的书刊。他说：“主持评论的人有八个字很重要，就是‘搜集材料，贮蓄思想’。所谓贮蓄思想，是平时无论如何忙，要能静想，想些抽象的好意思，蓄在胸中，好像‘贮蓄’一样，遇事触机而发为言论，便较有精彩。与贮蓄思想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搜集材料’，多阅当时出版的中外书报，所以至少须精通一种外国文。”懂外文是为了看懂外文书报，了解世界情况；对于中国的书报，更须多加浏览和了解。韬奋认为，这应该是编辑的一种“义务”。

当然，不一定每个编辑都能达到这个标准。韬奋认为，不够条件的可以通过“且学且做，且做且学”，努力达到，但是决不能降低标准去迁就落后。他的这些意见，今天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上海出版工作》198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