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2

“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韬奋多次讲过，他的一生与编辑工作密切相关。他说：“自我出了学校以来，除最初的半年时间做着‘有名无实’的英文秘书之外，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没有和编辑的生涯断过关系，编辑的职务最合于我的个性”。1937年9月20日，他为上海的《立报》“创刊二周年纪念特刊”写的一篇《同道相知》的文章中也说：“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地干了15年的编辑。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真正开始干得兴会淋漓的事业，能使他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还是《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教社的内部刊物，1925年10月创刊，当时由学银行的王志莘负责，徐伯昕协助。它每期只印一两千份，主要还是赠送职教社社员的。韬奋当时不过是“轮流帮助写些文章的一人而已”，对它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期望和关注。1926年10月，王志莘离开职教社去银行任职，韬奋作为职教社的编辑股主任，义不容辞地接过了《生活》周刊的主编工作。他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

一开始，韬奋还不是全力以赴的，不过，正如他所说：“既把它收容了下来，却也不忍薄待它”，由他一个光杆编辑组成的“编辑部”作出了许多重大的改革。

首先是“变换内容”。《生活》周刊作为职教社的内刊，原先偏重于职业教育与修养，读者面比较窄。韬奋接办之后，在适当兼顾职业教育的同时，大大拓展了题材的范围，使之逐渐面向全社会的读者，而且后来更使之从一个偏重个人修养的刊物“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从一个专业刊物成为了时事政治性的刊物。他开设了两个新的专栏：一个是“小言论”，每期一篇到几篇，就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由他执笔写出短小精悍的评论文字，以指导社会舆论。他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正因为如此，这一栏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热爱。每当国内外发生了难以把握的事件时，读者们就期待从这个栏目中看看韬奋是怎么说的。无形之中，刊物成了读者们精神上的“导师”。另一个专栏就是“读者信箱”，用以“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一栏的特点一是讨论的问题异常广泛，简直无所不包；二是读者和编者处于同样平等的地位，先登读者来信，后接编者的解答，完全是朋友间的谈心，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训诫。韬奋说：“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在韬奋以后办的刊物中，这两个栏目几乎一直保存着，成为他编辑的刊物的一个显着特点。

“变换内容”的另一个标志是强调选取“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韬奋说这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韬奋历来认为书刊文字要让人爱读，就要反对“空论”，做到“有趣味”，“雅俗共赏”。他曾经把出版物分为“硬性读物”和“软性读物”两大类，指出“硬性读物”“每偏于专门性”，往往比较“艰深”，比较“索然无味”，只有硬着头皮才能看得下去；“软性读物”则“每偏于普遍性”，往往比较“轻松有趣”，能“使人心旷神怡”。他希望：同样作为“社会上不可少的精神滋养料”，“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他在谈到《生活》周刊时说：“本刊内容可以说是软性读物。希望能做到读者诸君的一位欣悦和爱的好朋友——但却不愿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损友，是要黾勉淬砺做一个纯洁清正，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余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随意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但是，“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这时，韬奋的思想还未完全脱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樊笼，所以言辞还不免含糊和笼统。待到后来，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所说的“有价值”就成了“爱国”、“革命”的代名词了。尽管如此，韬奋在当时主张并坚持实行的出版物要让人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启发的观点仍然是很可贵的。从这一点出发，韬奋对于当时泛滥成灾的低级、黄色的小报进行丁尖锐的抨击。他说：“我曾经细想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的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盗诲**’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我觉得小报把第一第二两个原因作根据的，只要不陷于‘诲盗诲**’‘毁人名誉’，作为游戏文字看，还不足病。至于把第三原因作根据的，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

从这一点出发，他对于某些出版商为追逐利润而滥出书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坚持把“事业性”放在首位。他说：《生活》周刊“原只要事业发达而不想发财”，“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入向上的精神食粮”。这样的办出版的指导思想，是《生活》周刊越来越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读者反映说：《生活》周刊“宗旨高尚，笔墨洁净，对于恶习惯极尽诤言，描写社会消息，毫不轻薄，字里行间，常含有一种君子的态度”，“真不愧是我们读者的一位良好的‘导师’”。

韬奋对《生活》周刊的第二个重要改革就是注意形式上的不断创新。韬奋认为，办好刊物，除了注意时代的特点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刊物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因此，韬奋办《生活》周刊时，很注意“编排方式的新颖和像片插图的动目”，很注意作风和编排的“独出心裁”、“不愿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单张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改为订本的格式；订奉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计划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制，也屡有变化。”

为了办好刊物，韬奋在取稿上也坚持了严格的标准，提出了着名的“三不知”论。他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在徇私舞弊成风的旧中国，韬奋这种思想就像黄金般地闪闪发光。他对于“名家”持分析态度，对名副其实的名家，他是十分尊重的，但对他们的稿子也要区别对待，如李公朴从国外寄给他的稿子也不是篇篇都照登的；对于名实不符的“名家”的一些质量不高的文章，他更是老实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不给刊登。

韬奋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明显的效果。《生活》周刊从一个印几千份尚没人要的小刊物很快变成了有全国影响的大杂志。1927年印数为2万份，次年即为4万份，1929年猛增至8万份，而到1932年，已达15万5千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发行史上的最高纪录。

韬奋历来主张，一件工作，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把它认真干好。对于他所热爱的出版工作，尤其是如此，尽管主编《生活》周刊，报酬少，工作条件又差，三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要包揽从编辑、发行、印刷、广告到答复来信等全套工作，但是他们都干得津津有味，常常因为工作多，干到午夜也不能休息。韬奋后来满怀**地回忆道：“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只有着我们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为了集中力量办好刊物，韬奋辞去了各种兼职，“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还舍不得走”，他的妻子沈粹缜说他简直“恨不得要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

正是这种全部身心都陶醉于事业的精神，使得《生活》周刊的出版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生活》周刊发行量猛增，出书和代读者服务的工作也多起来了，于是，1930年成立了读者服务部，1932年又在读者服务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从此，韬奋编辑生涯中翻开了最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