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

邹韬奋（1895.11.5—1944.7.24），原名邹恩润，“韬奋”是他从1928年起经常使用的笔名，表示要韬光养晦，奋斗不懈的意思。祖籍江西余江县，生于福建延平，一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和革命救国事业，是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着名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1944年，他不幸在上海病逝，延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周恩来、邓颖超、周扬等同志拟订并经毛泽东同志批准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周恩来同志亲笔增加了“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的内容。这不仅是周恩来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对韬奋作出的最公允、最确切的评价。

韬奋作为出版家，一生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下面仅就他的编辑生涯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

1944年，韬奋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始写作《患难余生记》。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时说：“我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这是韬奋自己定出的最早界说。

其实，认真说起来，韬奋的“编辑之路”的起点还要更早些。1919年7月，当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被称为“客串编辑”，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论及韬奋对编辑工作的接触和了解，则还要更早一些。那是他在南洋公学当中学生的时候，为了解决生计，他开始给《申报自由谈》和《学生杂志》写稿。稿子有的登出来了，有的则没有，韬奋对此采取了谅解的态度。他说：“我在《学生杂志》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总是去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后，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再陆续写几篇去，登后再等着多少时候。关于好多没有采登的稿子，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应该埋怨编辑先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并不是篇篇都好。我当时虽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是编辑，但是说来奇怪，对于做编辑的苦衷，似乎已经了解。”

在踏上“编辑之路”以前，韬奋至少在两个方面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基础。韬奋在小学以前，进过私塾，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国学基础。后来，他又进过福州工业学校，在南洋公学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机电科二年级，接着又转到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直至毕业，文理科知识和英文基础都很好，这正是做一个编辑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后来他办《生活》周刊时，曾一个人用了十来个笔名作大大小小、亦庄亦谐的文章，得力于他的这种广博知识基础不少。二是他的写作能力极强。在小学时，韬奋的作文就很出色。到了中学，一方面受了国文教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另一方面由于他读书看报受到梁启超、黄远生等人的影响，他的作文更是经常获得教师的浓圈密点。《申报》投稿的成功，更是鼓励了他写稿的积极性。在他正式从事编辑工作之前，他的各种译着从数量上来看，已经很可观了。后来，韬奋编辑工作的得心应手，组稿、改稿、写稿又多又快又好，与 这一时期扎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韬奋正式踏上“编辑之路”大约要从进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算起。1921年，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原希望能当一名新闻记者，但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一时寻不到实现理想的机会，他就采取“曲线就业”的办法，先在一家纱布交易所里谋了一个翻译电讯稿的差事，不久，应黄炎培先生之请，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的职务，主要负责“职业教育丛书”的编译和《教育与职业》月刊的编辑工作，同时还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教员，并做过“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编辑审查工作。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韬奋的印象很深。他第一次编译“职业教育丛书”，热情很高，劲头十足，先是买了几十种有关的英文参考书，接着就按照他在学校时译杜威的《民治与教育》的经验，“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一鼓作气，译了约3万字，拿给黄炎培先生看，原来期望会得到称许，不料得到的却是一盆冷水：

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作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着，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尽管他当时“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但还是接受了黄先生的意见，从头再译，结果得到了“大加称赞”的好评。韬奋以后追述这件事时说：“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着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的技术。……我认为这是有志着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以后，韬奋在言论上、实践上都特别强调“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显然与他这次“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一时期对他以后的编辑生涯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件事，便是他在《时事新报》任秘书主任的工作。当时任该报董事长的是张竹平，总经理是潘公弼，总主笔是陈布雷，韬奋的任务主要是处理除编辑部的通信稿之外的各部信件。这个工作使他“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特别是老报人潘公弼“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静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给他很好的印象。韬奋说：“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