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永远成为历史

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但有时却往往令人沉痛。

我读《三千年文祸》，就总有一种沉痛感。一般我是不会去主动“自讨苦吃”的。其起因竟非常偶然。原来作者谢苍霖同志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篇书评文字，主动寄了书来，说让我看看。书名挺吸引人，封面也别有味道，那迭印在一页页“禁书”书影上的雍正皇帝的朱批，杀气腾腾的，似乎让人闻到了血腥气。打开一看，文字竟很好读，说是“文祸史”，其实是一个个的“文祸”故事的联缀，连着读，跳着读，都无大关碍。所以，虽然沉痛，还是读完了它。

作者说，他所写的“文祸”，“泛指各类语言文字之祸，主要为通常所说的文字狱以及疏谏之祸、科场案等”，始自孔子诛少正卯，终于清末的《苏报案》，为时三千年，“文祸”数百起，（但严格说来，有些是算不得“祸”而称之为“案”似乎更恰当些），让我们看到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上不那么光彩却也值得总结的另一面。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即如浯言文字，发明出来无疑有利于人们的交流，但是，对于某些并不希望人们交流甚至害怕交流的人来说，它就成了可怕的东西。所以就有了以文贾祸的事件。采风、纳谏，本来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并不想真正实行的人来说，它就成了很奇怪的东西：说是要说的，做是不做的。谁要是傻乎乎地真要他实行，于是就会有“文祸”，而且出了“文祸”之后，他口头上也还要说。《三千年文祸》给读者看到的就是这样一部“奥妙无穷”的沉痛史。

以前，说到“文字狱”，人们多半从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想到清代。但读了《三千年文祸》之后，人们至少可以有两点“修正”：一是，“文字狱”是“古已有之”，不过“于‘清’为烈”罢了；二是清代，其实也是各代皇帝有所不同的。／顷治时，文人“声名转大忧方始，文网多繁梦未安”，而康熙朝50多年，却文网有所放松，接着就是雍正的刻薄“创造”，乾隆的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登峰造极，以后则小有余波。作者认为，“乾隆文字狱集古代文字狱之大成”，士民因文致祸的原因大致有五：一、反清排满；二、“僭妄”犯讳；三、泄愤谤时；四、“妖言”惑众；五、炫才邀恩。对于前四类罹“祸”者，我多少都有点沉痛感，惟独对最后这种人，却有些幸灾乐“祸”。譬如雍正时太常寺卿邹汝鲁写了一篇拍马的《河清颂》，不料拍到了马腿上，被革职并“劳动改造”，我就很高兴他的倒霉，甚至希望“祸”得他更厉害一点才好。对乾隆时的王肇荃献谀诗案等，也是如此。

令人深思的是“集大成”的乾隆，“修书”也很“积极”，现在我们当作宝贝的“四库全书”，是他在查缴销毁十多万部书之后，又亲自指挥删改增补才弄出来的，以至于鲁迅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之语。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谁知道消灭、掩盖、篡改了多少“文祸”呢？仅就十多万部古书被毁、三千多种被收书的被乱改乱补来说，岂不是比死人更厉害的“文祸”吗？

据作者说，他写这本“文祸史”还是鲁迅“布置”的任务，但毕竟是黑暗面太重，所以，我希望一般读者不要去读它。

我还庆幸：幸亏这些都是历史，并且希望它们永远只是历史！

（《博览群书》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