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言官”

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专制独裁的。“朕即是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这些话，是从大量血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格言”。翻一翻“二十四史”，简直随处可以找到这样的佐证。

但是，皇帝老儿又是聪明的。他们有时也要装出一点“民主”、“广开言路”的样子，并且在“制度”上有所体现。除了设立“谏官”之外，还养着一批“东方朔滑稽者流”，让他们说说笑话，在轻松愉快之中寄寓一点讽刺，使皇帝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受到一点“教育”。当然，是否听进去以及是否因此悔改，那都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言官”们不尽职或不能尽职的时候，“东方朔滑稽者流”有时也能发挥一点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机智，常常触景生情，借题发挥，甚至直言强谏，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隋炀帝时的“矮民’王义，是被当作“贡品”献给皇帝消遣的，但他“眉目浓秀，应对甚敏”，因此得到“怜爱”。在隋炀帝被灭亡前，王义上了一篇长篇谏书，对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作了痛快的揭露与鞭挞，其中说：“陛下惰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臣下相顾，钤结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上位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过恶，从何得闻？”一席话，何等义正辞严？那些“阿谀顺旨”的“上位近臣”，如果良心未灭，多少也应有一点儿汗颜吧？

当然，这样的直言相谏，触犯“龙颜”，是“罪不容诛”的，王义只好以自杀了结。但是，还有一种“滑稽者流”，却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向皇帝进一些“带刺的玫瑰”，也能起到一点作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一个钧天乐部的艺人焦德，“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既幽默，又大胆。有一天，他随皇帝去后花园游玩。皇帝指着园中的竹木花草，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都是芭蕉啊。”皇帝老儿一愣，问是怎么回事。他说：“花园中的花木，都是从四面八方进贡来的，路远迢迢的，‘巴’至上林，就都已‘焦’了呀。”皇帝老儿只好尴尬地笑笑了事。还有一次，奸相蔡京得到皇帝一块赐地，大兴土木，造为西园，为此，拆毁民屋数百间。园成之后，蔡京得意地问焦德：“西园与东园比，景致如何？”焦德答道：“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蔡京竟恼羞成怒，对他进行迫害。

在封建社会里，言论无法自由，言官们有所进谏大都是怀着“天皇圣明兮臣罪当诛”的心理，因此，说起来就不免吞吞吐吐。即使如此，碰到皇帝老儿不高兴的时候，还常常免不了杀头、坐牢，甚至“诛”灭满门。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身边的被当作玩物的艺人们机智勇敢地进谏，应该说，多少是有点值得称道的。他们可以称之为“特殊的言官”——虽然，他们的命运也很悲惨。

（《中国科技报》1986年12月26日，署名：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