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大家灭”

“无错不成书”。这种半讥讽、半自我解嘲的话，大家已经听得很熟了，最近，尹敏等同志的文章（见《上海出版工作》第6期）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见问题的严重。做编辑的人的确需要反躬自问，从中吸取教训。但是，为什么问题提出来好几年了，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还有发展蔓延之势（如果不说是日趋严重的话）？是否还有编辑之外应注意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以为，是有的。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注意和解决，单单要求编辑如何如何，不仅不公平，而且也无助于书刊中错误的消灭。

书刊的诞生，是一种集体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流程来说，主要包括作者、编者、出版（主要指版式业务等）、排字、校对、改样、付型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广泛使用电脑控制的今天，这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隐藏着出错的可能性（当然，在承担错误的责任方面，各个环节是不一样的）。

首先，拿作者来说。现在有些作者发表欲望很强，往往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引文不查对出处，仅凭脑袋瓜中的印象；写好后不要说像鲁迅所要求的“至少看两遍”，甚至连一遍也懒得看，错字、别字、漏字、增字在所多有；还有的人字写得龙飞风舞，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或许无可挑剔，但从出版的要求看，实在叫人头痛：；有些人稿纸上改得一塌糊涂，也懒得再抄一遍，经过编辑加工后更是’成了大花脸。这样的稿子对高明一点的编辑来说也许还无关大局，对于水平不是太高的编辑（虽然编辑似；乎不应该“水平不太高”，但总得承认有差别）和目前文化水平一般较低的排字工人等等来说，就成子出错的根源之一。笔者向来认，为，编辑不是作者的“助手”，没有义务从头到尾代作者去核对引文及资料，知识性的错误以及其他原属作者的错误，除了常识性的错误外（这种错误，作者更是首先不可原谅），不能要求编辑承担责任。譬如笔者责编的一本个人诗集，出版后，作者要求“勘误”的共14处，其中除3处4个字属校对责任、两处是剪贴同志的疏忽（后面还要分析）外，全是作者原稿用错的，而这种用错，编辑是难以发现的。譬如“池畔青青草”要改为“池畔青青柳”，“红叶映绿叶”要改为“红莲映绿叶”之类，原稿如此，编者是很难加以改正的。

再从编辑后的工序来看，由于校对允许万分之几的差错率，而退改的校样上该改的地方又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给改，直要等到“改正付型”时才消灭“倒屁股字”，这中间，稍一疏忽，就可能让错误溜过去。笔者编的另一本书，有一个“倒屁股字”两次校样上都写上要改的字但工厂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改上去时变成一个错字，却因编辑没再看校样而校对也因字形近似而疏忽，结果，印出来便成了错误。还有些错误的铸成简直令人难以思议。如有一本书，付型样是正确的，而印出来时，其中一句“负责计划”变成了“计负责划”。我至今觉得莫名其妙。内行的人告诉我，这大概是装版工人匀条时，不慎带出了铅字，而放回去时没有注意，便颠倒了次序！还有一本书，前几次校样上一个小标题都是正确的，印出来时，其中的“偷渡”却变成了“偷凉”！至今还搞不清楚这错误是在哪个环节上“偷”跑出来的。又如前面提到的一本诗集，校样定下来后请一个同志划格子，由于是照排的，格子墨线划不上去，那同志便把字一条条剪开，然后再划，谁知，剪好后贴上去时却把其中两行贴反了，而从工序上说，也没有再来一个校次，就造成了令人难堪的错误。

此外，还有些错误发生在环节之间的交接点上，如封面、扉页与版权页署名等的不一致，印数、字数、定价等的错误等等，有些也是责任编辑的“责任”之外的。

笔者这样讲，丝毫没有为编辑（当然包括自己）开脱的意思。作为一个“责任编辑”，对于书中出现的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笔者也感到深深的内疚和遗憾，心里觉得十分“物塞”。很显然，对于消灭书刊中的错误，责任编辑的“责任”是特别重大的，因为，他毕竟是出书各个环节上的主要联系人，也是主要的把关者。但是，如上所述，有些错误的消灭非编辑之力所能为，非要发动各个环节共同负责不可。只有针对不同的错误发生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才有可能真正大幅度地消灭错误，改变“无错不成书”的尴尬局面。

为了消灭书刊的错误，我觉得有些“成例”也可以破一破。譬如说，有许多书往往是拿来快样之后就发现了错误，但这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除了极少部分可改，绝大多数错误除了加勘误表之外，别无他法。实际上，这种“快样制度”可说是形同虚设，毫无作用。因此，我主张把这种“快样”的审读工作提前到付型样，有条件的出版社可设专人来审读，没有条件的则请编辑代劳。为了不耽误付型时间，付型样最好打两份，一份给校对，一份给审读（顺带说一下，现在的校样制往往是初校样三份，二校样两份，三校即付型样一份，其实也可改一改。由于现在初校样的错、缺、漏字甚多，编辑一份样子基本是无用的，一者看时手头没原稿，无法核对，二是即使改正了，仍难保二三校不错，我主张定、清、齐的稿子，初校乃至二校，编辑都可以不看，只要看三校就可以了，既节省时间，又能有效地消灭差错），这样，发现了差错还来得及改正，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事后的遗憾。如果有固定的书评班子，多打一份三校样给书评工作者，请他们兼做审读灭错的工作，恐怕也是花钱少而成效大的一桩好事。

又如印刷厂交来的校样上，倒字、缺字等应该有一个规定，在三校一通读的书稿上，原则上应在二校样上消灭“倒屁股字”；如果因为打纸型或其他原因碰翻了版子或动过了铅字，应该如实地向出版社校对提出，以引起注意，不能偷偷地“改正”完事。

还有，作者的来稿不清楚（包括改动过多和字迹潦草）的，应该退给他重抄，如请人代抄，其抄写费和校对费应由作者负担。听说湖南的出版社就是如此做的，我们似乎也可学习。

（《上海出版工作》1986年第8期，署名，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