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与做人

我国杰出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在谈到一位着名的学者时曾经说：这个学者早期文章写得好，令人敬重，后来他反对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又替日本侵略者做事，他写的文章“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呕”！因此，韬奋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原则”，认为“做文章和做人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个要不得的人，原来能写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时写出来的也要变成要不得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好的文章不仅是有着好的写的技术，同时也离不开好的写的内容。”

韬奋的这段话是值得深思的，在今天也有很现实的意义。做文与做人密不可分，人品决定文品。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也是我国文艺界、学术界的优良传统。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三不朽”事业，就是把立德放在首位。明代谢肇说：“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主要的还在于做人如何。否则，文章做得再多，再漂亮，也会遭人齿冷，被时代所淘汰。

对于现在的作家来说，做一个革命人则尤其重要，共产党员作家，更应该以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鲁迅在20年代提出的这个主张，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经过正反历史经验的检验，更显露其熠熠光芒。文坛上的哪一次混乱、创作中的哪一次失败，不是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就拿前一段时间来说，创作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诸如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夸大甚至歪曲地描写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格调低下地表现所谓“男女恋情”，企图到宗教、萨特主义、弗洛伊德那儿去找寻出路或者悲观地看不见前途等等，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因为作者本人没有坚定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缺少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己不正，焉能正人？”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自己的做人问题没有解决好，要想做出好文章，一般说来是不大可能的。

例外总是有的。有一些气双重人格”的作者，他们的文章也可能写得很漂亮，慷慨激昂，一本正经，然而‘他们的为人。却不大漂亮，甚至很不好看。严重一些的，简直是口是心非，文章与做人完全是两码事。这种人自以为聪明，企图用漂亮的文章来掩盖自己并不漂亮的为人，其实还是靠不住的。把戏一旦戳穿，真相被人揭露之后，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加倍的耻辱。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是不胜枚举的，适足引以为戒。

（《文汇报》1982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