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今学”发凡

当今之世，“新学科”层出不穷。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新学科手册》和它的“续编”就着录了数百种之多。我今也来赶赶时髦，“创立”一门“崭新学科”——“考今学”，以冀将来能列入《当代新学科手册》的“续续编”或“续续续编”之中。

何谓“考今学”？其精义非一篇短文所能说完，这里且撮其要点，作一“发凡”，一来表示，它与陈望道先生的名作《修辞学发凡》一类有着某种“继承”的关系，或曰“新”的与“旧”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决非“数典忘祖”，纯粹的“标新立异”；二来又显示其顺应时代新潮流的崭新特点，即令世人不因此而“聋振聩发”，至少可以“刮目相看”。

闲话少说，现在言归正传。“考今学”与“考古学”一样，其目的在于通过各种科学的手段，大胆而谨慎地考明当“今”某些难明之事、，之人、之物等等，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至少使之与事实接近或曰“近似”。当务之急尤在以下几点：

一、弄清表象后面的实质。一件事情，当事者都知道真相，但形成文字给那些非当事人看时，却情形大变甚至面貌全非，尽管冠以“真相”、甚至“真相的真相”的美名，实际还是一种“假相”；一篇文章，白纸黑字署的是张三的名字，其实它的执笔者却是李四或王二麻子；有些东西，说和写都漂亮动听，但实际并未付之实行甚或言行相悖，如“初步”尚未迈出，就侈言“进一步”，“起码”还没做到，却高唱“高度”，明明大家都没开口，却成了“大家一致认为”之类。这些，都是“考今学”首要的考证对象。

二、否认悄悄进行的修改。“今日之事，乃‘明日之史。”“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觉今是而昨非”是可以的，瞒“昨非”而造“昨是”、改“昨非”为“今是”却是不光彩的。有些人事后谈情况，出集子，不露痕迹地大加增删，为自己隐恶扬善，涂脂蛛粉，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把别人涂成一个“大花脸”，诸如此类，“考今学”也要“褫其华衮”，露其真相。

三、矫正有意无意的歪曲。如某些“回忆录”，洋洋洒洒，去“今”愈远，“回忆”愈细，所“忆”之人愈有名，所“忆”之事便愈奇特，或谬托知己以至先知，或添枝加叶以至无中生有，自以为“死无对证”，可以信口胡诌。急需旁搜博察，考而正之。

四、注明五花八门的代称。像“文革”中惯用的指桑驾槐式战略战术（如“中国的赫鲁晓夫”代刘少奇，“陶里亚蒂”卖乃“苏修”之类），固然需要考明并着之于书，以免后人发昏；当今某种不必要的“避讳”以至巧妙动听的“代称”，也要造实其所指（当然，以不泄密为前提），使人明其要领。

五、框定捉摸不定的虚指。出于各种动机，人们在提到被批评或批判的对象时，往往以“某”字加以虚化，使得本来明确的对象变得隐隐约约，飘忽不定。“前不久中央某一大报刊载了一篇某位着名文学家的访问记”这样的内容，尽管作者紧接着声明“这位文学家在建国以后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是国内外都知道的”，但不“知道”的人恐怕还是很多的，“考今学”家要把其真正含义弄清楚，也够忙个一年半载的了。以“考今学”的原则来说，这个该死的“某”字应该消灭才好，但本“发凡”却也不得不用上一二字，足见要“创立”一门“彻底”的新学科有多么困难！

别人创立新学科，总是希望它永垂不朽。我却不。除了希望享有“专利权”之外，我只是盼望“考今学”早点灭亡——越短命越好。

（《杂家》1986年第6期，署名：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