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漫谈

出书与禁书历史上出书与禁书的事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我国出书早，禁书也早。古人说过：“自文字作而简策兴，圣贤遗训，借以不坠；而惑世诬民之书，亦因是得传焉。”赫赫有名的“秦皇汉武”，一个“焚书坑儒”，一个“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其实都是禁书的。老祖宗。再早一点，就是孔丘的“删”诗书，定礼乐，不也是有“放”有“禁”吗？

禁书的是非

现在，人们都习惯地把禁书称作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罪恶。这大体是对的。但一概而论，也不免失之笼统。

认为天下的坏事都是“坏书”造成的，因而要禁，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康熙皇帝就声称：“**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并且断定“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清代的大学者钱大昕居然诬称“小说专导人以恶，……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而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并认为只要禁了小说，“数十年必有弭盗省刑之效”。他们的共同意思都是认为，社会的安危系于小说。其实小说哪有那么大的作用？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是否由书“诲”出来的，我没有查考过；但“盗”的发生，主要决不是由书“诲”的结果，则是有证据的。譬如章碣在《过焚书坑》一诗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它其实可以作为许多“造反英雄”的写照。

这样说，封建统治阶级所禁止的“诲**诲盗”的书是否都禁错了呢？恐怕也需要具体分析。“**”和“盗”虽然不能说都是书“诲”出来的，但是有些书的确也是能堕落为“**”“盗”一流的，当前某些西方国家流行的色情文艺和凶杀片，就是这类货色。我国古代，这类堕落文艺也是存在的。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发布告查禁“**词小说”，包括书119种，小唱本114种，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应该承认里面有很多是禁得对的。诸如什么《玉妃媚史》、《隋炀艳史》、《肉蒲团》、《十八摸》以及春宫图之类，被当作“**书**画”查禁，实在也是这些书画的罪有应得。容忍它们，的确会“有伤风化”。问题是他们的禁书单子里往往是玉石俱焚，把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异卉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还魂记》等等，都企图“永行禁绝”，这就使得他们罪责难逃。至于像《金瓶梅》这样有价值、有地位的书，由于其**裸的性描写实在过于丑恶，今天看来，当然不应禁毁，但是也不能“开放”，只有经过删节变得比较“干净”之后才能公开发行，而原本就只能处于“软禁”之中。

有人认为，书无不可读，问题是读者如何对待。如清人刘廷玑说过：《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书，“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79回以前，少肯读79回以后，岂非禽兽哉！……然作者本寓劝惩，读者每至流**，岂非不善读书之过哉！”应该说，他的这段议论还是有道理的。可惜，他的结论却不高明，他说：“天下不善读书者百倍于善读书者，读而不善，不如不读，教人不读，不如不存。”清人李仲麟主张读者、作者要互相了解，则无书不可读。他说：“故凡**词小说，在作者能度看者之心，则落笔自然不苟；在看者能揣作者之旨，则**书亦可论道。”当然，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但实际上往往行不通，所以最后他也只得走向主张禁书者的行列。

总而言之，对于书之是否要禁，恐怕要作些具体分析：对于封建统治者禁书的罪行，我们指责的重点似乎不应在于他的“禁”，而应在于他的“昏”，即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禁一气。

禁法种种

一曰禁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法令，公布禁书的范围和书单，通令执行。凡列入禁例的，书要烧掉，版要毁掉，戏不准演，曲不能唱，官吏执行不严的还要罚俸革职。仅清朝颁布的禁毁小说、戏曲方面的禁令就有100多次，平均3年不到就有一次。民间还有一些“做好事”、“积阴功”的乡绅，自己出钱买来他们认为是禁书的书和版子，加以销毁，算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补充。

二曰删改。鉴于禁毁的常常无效，于是有人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了这种“釜底抽薪之法”。就是将那些禁不绝的书“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干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一旦汰其荒秽，益以新奇”。他们认为这个办法“洵足以济毁禁之穷，标着作之准”，吹嘘这是“术等点金”，“于世教实大有裨益”。清王朝不仅把这办法施之于小说戏曲，而且也施之于其他一切书。我们今天引为自豪的大部头“四库全书”，也是动了这种手术的。鲁迅对此曾表示过深恶痛绝，认为是“最阴险的”手段。

三日替代。，就是用忠孝节义的故事，至圣先贤的榜样，企图抵消禁书的影响。道学家王阳明说得明白：“要民俗反朴还淳，宜取今之戏子，将妖**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虽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实际上，对于作者写什么以及怎么写，都运用统治者的权力，自上而下地作了强行的规定。中国封建社会的小说、戏曲；所以会多忠臣、孝子、贤君、良将，恐怕与统治阶级的这一提倡大有关系。至于像《**寇志》那样，企图通过杜撰的故事将“造反的强盗”斩尽杀绝，也是这种替代的一部分。

四日迫害和污蔑作者。封建王朝众多的文字狱，株连甚广，受害人常常成百上千。但若仔细考察，这些案子多半与文学艺术并无关系，而往往是由于政治原因和统治者莫名其妙的神经过敏；至于小说、戏曲作者，生时因作品受诛戮的例子倒还没有过，但死后的污蔑、诋毁却层出不穷。如说罗贯中作《水浒》而“子孙三代皆哑”，王实甫、关汉卿因作戏曲而“堕拔舌地狱”，蒲松龄因写《聊斋志异》而“不第”，曹雪芹由于写《红楼梦》在“地狱甚苦”，还被“覆其宗”（绝后代），汤显祖写了《还魂记》在地狱“身荷铁枷”，每天要挨20大板云云，企图以因果报应的陈腐说教吓唬作者。

五曰株连书商和读者。历来的禁令，对“造作刻印”禁书的，规定了极严厉的处罚；如乾隆五十三年的禁令规定：对禁书“如仍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雍正二年的禁令除重申以上规定外，进一步规定连禁书的“买看者”也要“杖一百”。

禁书的效果

照理，如此禁法，被禁之书一定会断子绝孙无疑了。其实也不一定。秦始皇焚书，严酷之至，但被禁的诗书不但保存下来了，而且还长时期成为封建时代信奉的经典，繁衍得很。小说戏曲也有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心目中认为是优秀的古典名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等，自问世之后，就被加上“诲**诲盗”之类的罪名反复禁毁过多次。据记载，《水浒》一书，曾被明、清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明令查禁过十几次之多，然而，不但没有查完禁绝，反而出现了好几种版本同时流行，甚至于达到过“家置一篇，人怀一箧”的普及程度。《红楼梦》也是“虽屡焚禁之，而不能绝”。有一位叫玉研农的先生在安徽做学政时，曾“出示严禁”，但最后也只得承认“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

这些书为何禁而不止？原因固然很多（如明禁暗行，此禁彼行，上禁下行、下禁上行等等），但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确是称得上“艺术珍品”的好书，有着独特而顽强的艺术生命，因而深受读者欢迎，甚至越禁越受欢迎。我有时还怀疑：某些禁书者自己是否就有点言行不一，对他们嘴上喊叫要“禁绝”的某些书，说不定偷偷地看得很起劲呢。例子也是有的。如清人毛庆臻在《一亭杂记》中就记载说；《红楼梦》“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大夫爱玩鼓掌。传人闺阁，毫无避忌”，而那些颁发禁令的皇帝、大官们，如果没看过“禁书”，凭什么断定该“禁”呢？如果看过并没有“中毒”，又凭什么一定要“禁”呢？

由此可见，真正的艺术杰作，靠禁多半是禁不绝的；而那些禁“绝”或未禁而“绝”了的书，之所以会“绝”，则多半不是因为禁，而是由于它们实在不配称为艺术品，虽然可以得宠于某人、某时，但最终还是要被人民唾弃、为历史所淘汰。

苏联着名教育学家马卡连柯在答复儿童“醉心于不适宜他们阅读的书籍”（如库普林的作品）应不应当禁止的问题时，说过；“一般地说，我是特别不相信禁止会有效力的。这里，是需要用另外的办法的。”这“另外的办法”是什么，他没有明说，我也说不出，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思索吧。

（《随笔》丛刊第14集，198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