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重磅炸弹”的“秘诀”

——关于“重头书”的策划

刘禹锡的《陋室铭》有两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把它改造后用于出版社，叫做：“社不在大，书好则名。书不在多，唯重则灵。”意思是说：一个出版社办得如何，规模大小、人数多少、出书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名气大的重头书，不仅能为社里带来荣誉，而且能够为社里创造利润，使出版社在众多的同行竞争中能确保优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重头书”，我有时又戏称之“重磅炸弹”或“原子弹”，指的是规模大、质量高、印制精、投资巨、影响深远的大部头着作。它是出版社的骨干工程，也是出版社个性和特色的重要体现。这种书出得好，往往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作用与效果。如我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服饰》，在国内至今已重印了3次，总印数达1万多册；1989年获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国家图书展览铜牌奖，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还获得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整体设计荣誉奖等多项国内大奖。我们与香港商务出的合作版本《中国服饰五千年》也获得莱比锡全世界最佳书籍铜牌奖及美国、香港多项奖，先后出版了英、德、法文版，最近，日文版也完成了翻译工作。此后，我社又接连出版了《中国历代妇女妆饰》、《隋唐文化》、《中国民居》等大部头的画册和《金文大字典》这部大型工具书，前三部书分别获得了该年度的“中国图书奖”及其他优秀图书奖，并都出版了香港版和台湾版，有的还出版了日文版。《金文大字典》以16开近6 000页的巨着、800元一套的定价，被有些人誉为“空前绝后之作”，首次出版1 000套，半年左右即基本销售一空。这些重头书像“重磅炸弹”一样，问世之后，就能产生巨大影响，不仅为出版社赢来了声誉，而且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两个效益中都起了支柱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这些书的策划都是比较成功的。

谈起这些“重磅炸弹”成功的“秘诀”，我以为有这么几条：一是要充分认识制造“重磅炸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把社会效益作为“名”，把经济效益作为“利”的话，我以为出版社首先要追求有名有利的书，力争多出；其次是有名无利或有利无名的书，适当地出；最后是尽量避免出那些无名无利的书。重头书无疑属于有名有利的书，应该作为出版社选题策划时的首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大家要统一认识：一般性的书稿多一部少一部无关紧要，而重头书则非有不可。否则，你这个社就难以打出名气，也不易得到持久的经济效益。如果一社办了多少年，仍然没有名气很响的重头书，恐怕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出版社。从上到下，大家意见一致了，就会产生寻找重头书选题的积极性，并且使之得以成功出版。

二是努力发掘重头书的选题来源。重头书选题从何而来？我们归纳一下，大体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有针对性地组织权威作者撰写有关的权威着作。譬如《中国民居》，三个主要文字编撰者都是同济大学的专家、教授，其中陈从周先生更是世界知名的园林建筑专家，而有关的摄影主要是请上海着名的科技摄影艺术家金宝源先生担任。这样，由他们来担负此书的工作就显得珠联璧合。又如《金文大字典》，主编戴家祥先生，今年已过九十岁，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惟一在世的嫡传弟子，很早就从事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造诣很深；副主编马承源先生是上海博物馆馆长、屈指可数的青铜器研究专家。由他们一个负责金文的考校诠释等工作，一个提供金文的拓片，正是相得益彰。这种书，从内容到作者，首先就给人一种权威感、信任感，是重头书所应具备的重要条件。第二个来源是改造。有些作者的选题本身有一定意义，但不一定是重头书的选题，这就需要与作者商量，设法因势利导，将其改造成为重头书。如《中国历代服饰》，作者原来的题目是《太平天国服饰》，面比较窄。有关同志看了稿子，觉得作者的服饰基础知识和绘画水平都不错，建议他们将稿子改造扩充成为一本服饰的“通史”，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个来源是发展。即按照作者和作品的潜力，努力发展新的重头书。《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就是看到作者的潜力之后才定下的，而《隋唐文化》一书的成功，又使我们萌发了编辑出版一套“华夏文明高级图册”系列的计划，拟出版一套从《原始文化》到《明清文化》，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高级图册，现已作为我社的“九五规划”重点书加以落实。

三是要妥善解决重头书选题遇到的三大难题。其一是充分估计成书的艰难，作好长期奋斗的准备。重头书因为篇幅大，要求高，从撰写到编辑出版，都格外费时费力，不是一两年“突击”能出来的。我社的几本重头书，从签约到出书，差不多都经过八年、十年的“抗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因人员变动而造成的脱节、中断和资料流失，还要防止因遇到困难而打退堂鼓的思想。像我们的《中国民居》，到第八年时，文字尚未成稿，而拍摄任务还有一小半没完成，作者中有的年老多病，有的工作繁重无暇写作。面对迟迟没有进展的局面，有的同志就想“下马”，但我们想到工作已做到这个地步，跳一跳就能把果子摘下来，这时放弃，真是太可惜了。于是采取紧急措施，集作者、编者之力，终于又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重头书。这使我们真正体会到：胜利往往就寓于这最后的再坚持一下之中。

其二是努力寻找合作伙伴，把经济包袱变成经济来源。重头书因为规模巨大，往往投资较大而回收较慢，所以除了巧妙使用好生产资金外，还要在制作前找好合作伙伴。我们的几本高级画册都是与香港同行合作出版的，而且几乎都卖出了台湾版。这样，不仅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还提高了质量，节约了成本，加快了速度，扩大了影响，是很划算的事；但是，寻找合作伙伴很不容易，要谈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尤其艰难，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其三是处理好重头书与其他书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头书对一个社来说，虽是支柱，但毕竟是少数，仅有它是支撑不起一座出版大厦来的。其他非重头书也要认真抓好。倘若重头书突出，其他书一塌糊涂，那也会影响出版社的声誉。另外，正因为重头书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巨大，所以出版社要衡量自己的实力如何，量力而行，不能贪多。

重头书的策划只是整个社出书工作的一小部分，却是社领导要花大力气常抓不懈的工作之一。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领导认识到了抓重头书的重要性，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如果谁想“领先一步”，恐怕又得动一动别的脑筋，想—‘些常人所无的“新招”了。我非常热切地期望同行们多露出一些这方面的“秘诀”，以便大家“资源共享”，将我国的出版事业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新闻出版天地》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