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实践3

韬奋在国外，每到一处，都不忘考察当地的新闻出版事业，对于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譬如从法国的巴黎《时报》认识到“办报必须有其特点，有了特点，销数虽少，还是有它的力量”；对于《巴黎晚报》“消息的灵敏，编法的新颖和精神的饱满” 以及“有关新闻的相片的多而明晰”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泰晤士报》“不但努力于新闻方面的正确和迅速，同时并注意于社论的精警”表示赞赏；肯定《孟却斯特导报》的创造者史各特“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张，能够很勇敢地坚持到底，不屈不挠的坚持到底”的精神；对于德国新闻出版业，则在赞赏其设备先进的同时，毫不犹豫地抨击了其要求“一鼻孔出气”的法西斯专制思想；谈到美国《时报》等时，既指出其观点的反动，又肯定其“能利用极流利畅达的文体和显豁明了的编法，把世界的新闻写成编成极易读的材料”以适合读者需要的优点，认为“这种文字上和编辑上的技术，却值得我们研究新闻学的人们的注意”。

所有这些，对于他以后办好报刊无疑起了积极的参考借鉴作用。

韬奋在国外，仍然十分关心国内的出版工作，除了不断寄回稿件外，还通过书信关注生活书店的情况，并向在国外的一些同志组稿，供给新创办的刊物。《生活》周刊被封后，只隔了一个多月，就由东北的实业家杜重远出面，于1934年2月10日，出版了《新生》周刊。实际上它就是“新的《生活》”，完全是《生活》周刊的继续，其宗旨仍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各项主张。韬奋在4月5日给戈公振的信中说：“《新生》确为《生活》后身，乞兄为之撰文。表面上由杜重远兄负责，一切均仍旧贯，编辑仍由艾兄负责，发行仍由徐兄负责也。”信中还要求戈公振将他关于苏联的佳着交由生活书店出版。可惜的是，韬奋从国外写回来的大量书信均已散失，使我们无法知道更重要更详细的情况。

1935年5月，《新生》周刊2卷15期上发表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侵略者借故挑衅，声称此文“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局因为事先已经审查通过此文，处境尴尬，就玩弄阴谋，先是妄图索回盖有审查图章的清样未成，后又欺骗杜重远，要杜在受审时说此文不曾审查通过，法院将只判罚金，而且罚金将由政府当局负担云云。杜重远被审判时，他们却凶相毕露，悍然判处14个月徒刑，并勒令《新生》停刊。国民党政府为此还特别颁布了所谓《敦睦邦交令》，讨好日本侵略者。这就是所谓“《新生》事件”。

1935年8月，韬奋在美国得知国内发生了“《新生》事件”，便放弃了顺道考察日本的打算，提前回国。回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备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继续战斗。《大众生活》创刊号于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出版，韬奋任主编。他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鲜明地提出了杂志的三大目标，即“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刊物出版不久，适逢“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杂志以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和支持，对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韬奋曾在《大众集》里这样说到这段时期：“这看来似乎仅是很短的三个半月的时间，但是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大众生活》创刊号《永生》创刊号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电影，紧张得使我透不过气来！说紧张，固然好像风驰电掣，时间闪烁而过，不像有三四个月之久；说经历的繁多曲折，却又好像比我办《生活》周刊七八年还要久！这不是我个人的关系，实在是《大众生活》所反映的时代是在剧变的过程中的缘故，尤其是这阶段是中国大众和学生救国运动的汹涌澎湃的时候，这个集子也许可以作为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上的一面小小镜子吧！”（《全》，#6，491页）正是由于韬奋的这种努力，使刊物的发行量一度达到了创纪录的20万份。

《大众生活》出版不久，就有读者来信要韬奋文字上注意，不要使刊物“中途夭折”。韬奋在答复读者时明确指出：“我们也和先生一样地希望着，不过当然还要以不投降黑暗势力为条件，因为无条件的生存，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生存，虽生犹死，乃至生不如死。”正因为韬奋拒绝向黑暗势力投降，《大众生活》于1936年2月29日出至第16期，终被无理查封。但是，一星期后的3月7日，生活书店马上又出版了《永生》周刊，实际上就是“永远的《生活》”，仍然是《生活》周刊的继续。《永生》周刊开始由金仲华主编，从第14期起，因为金仲华到香港编《生活日报》国际版，由钱俊瑞代主编。由于它坚持韬奋的办刊路线和方针，到1936年6月27日出至第17期，终于也被迫停刊。

《大众生活》合订本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愈益加剧，韬奋在重庆已经遭到特务监视，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指示韬奋迅速离开重庆，另辟战场，继续战斗。经过周密的计划，韬奋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巧妙地摆脱了特务的监视，于2月25日凌晨乘汽车离开重庆，然后由桂林乘飞机前往香港。等到蒋介石发觉，去电桂林要求“坚决挽留”时，韬奋已经飞走了，特务们只能“望空兴叹”。

韬奋临行前，起草了一份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稿，并给沈钧儒等人写了一封信，愤怒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摧残文化事业的罪行，指出：“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 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当然，韬奋到香港决非换个“太平环境”，真正关起门来“尽心于译着，自藏愚拙”，而是投入了更尖锐的斗争。他3月5日到香港，3月27日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我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4月8日起，在范长江等主编的《华商报》发表了着名的长篇连载《抗战以来》，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种种倒行逆施，热情赞扬了青年的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

《大众生活》复刊号

与此同时，韬奋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5月17日起，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称新1号。周刊仍然由韬奋主编，但增加了茅盾、夏衍、金仲华、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等着名人士为编委。在《复刊词》中，韬奋指出：“《大众生活》是为了大众也是属于大众的一个刊物……我们要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为世界人类的光明前途，携手迈进，共同努力。”在《大众生活》新4号上，发表了由韬奋、茅盾、金仲华、范长江等九人联名的《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着名文章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刊物由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量一度达到10万份。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的英国总督宣布对日投降，包括韬奋在内的在港进步人士陆续被中国共产党“抢救”返回内地，《大众生活》周刊到新30号被迫停刊。这是韬奋一生中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

创办《生活日报》

韬奋曾说：“我的职业是一个新闻记者。……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单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早在1932年3月，韬奋就接受读者的建议，提出要办一份《生活日报》，并且制订了详尽的计划，对报纸的组织、特色、张数、广告、销数、资本、会计、经费等作了仔细的考虑。接着还在《生活》周刊上就招收股本、干部安排、出版时间、报纸性质、《生活日报》与《生活》周刊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譬如，其中安排的干部7人，阵容堪称强大，除韬奋外，另外6人，韬奋对他们的介绍和评价是： 经理部主任杜重远，在东北创办了辽宁肇新窑业公司，精明干练，“在管理行政方面实具有他的天才”；副主任李公朴，“曾任本刊驻美特约通讯，他的特质是善交际，广交游，泼泼跳，从没有畏怯或灰心的时候，他的热诚和兴致之好，是朋友中难寻得到的，请他来襄助经理部，尤其是‘外交’方面，我觉得异常适宜”；总稽核毕新生，“其实就是本刊筚路蓝缕时代就为我们撰文的毕云程。他对研究经济尤有特殊兴味，我们请他来担任总稽核，是因为他对于经济事项的严明态度，丝毫不肯放松或随便敷衍的精神”；编辑部主任戈公振，“在新闻界的历史最久，他在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可算是老大哥，但他对新闻学研究兴味之浓厚，力求进步之勇猛，却又无愧为一位活泼泼的青年”；副主任兼撰述陈彬龢，“现任《申报》社评主撰，他的文字思想，看过的人很多，用不着我来多说。他尚在壮年而已秃顶，有人说这是深思的象征，怪不得他那枝秃笔那样厉害！记者还觉得他的精力过人，因为他无论怎样忙，从未见他有疲倦的时候”；撰述部主任吴颂皋，“他的脑子之冷静，思想之缜密，学识之湛深，文笔之优美，是记者最敬佩的一位畏友。他曾在英、法专研公法，尤其是关于政治和外交的问题，本刊里署名‘翼公’的文章就是他做的。他曾在《时事新报》担任撰述多时。请他来主持我们的笔政，我觉得是再适宜没有的了”。

拟议中的《生活日报》计划实行股份制。当时韬奋的设想是：“最低资本，定为30万元。每股定为5元，除由本社出资3000元外，其余由本社向国人募集，凡系中华国籍而赞成本报办法者，皆得随意认股。”并且从3月底开始，即公开向社会招股，每股10元。到4月底，认股金额已达12万元，缴款约6万元。原打算收满15万元时，即着手订购印刷机器和物色馆址，开始运作，但到当年10月，鉴于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的压迫日甚，随时有被查封的可能，韬奋被迫宣告日报停办并且发还股款。他在《启事》中指出：“唯自近月来，《生活》周刊遭受压迫，日在挣扎奋斗之中，就目前形势言，周刊存亡，未卜朝夕，在此环境之下，日报即令勉强出版，亦难为民众喉舌，韬奋受二千余股东付托之重，不愿冒昧将事，为此决定停办。”至此，韬奋的第一次办报梦想终于被无情的现实击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