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实践2

生活书店成立后，除了继续出版《生活》周刊外，还开始较大规模地出版书籍和其他杂志。如1933年即出版了各类图书40多种，并且于7月创刊了《文学》杂志，1934年出版了图书56种，创刊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杂志。这里面胡愈之也起了很大作用。如《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的创刊都与他有关。《文学》主编之一郑振铎曾回忆说：“一·二八”事件后，“许多的文艺刊物都停顿了，商务印书馆被毁了，《小说月报》不能出版。我从北平回到了上海，和他（按： 指韬奋）及愈之谈起了要出版一个杂志的事，他立刻便将《文学》筹办起来。后来，和他说起《世界文库》的计划，他也立刻便答应下来，担任出版的事。”《文学》出版时，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最初实际上由胡愈之主编，但他不愿出面，让毕云程出面作主编和发行人。毕云程曾回忆说：“《世界知识》的编辑工作，由愈之安排得很好，编辑部只有愈之和我两个人，只工作半天。愈之主持撰述，我做一些编辑事务的具体工作。另外特约十多个对于国际问题有研究的朋友担任特约撰稿。”胡愈之以后，《世界知识》曾由张仲实、金仲华主编，钱俊瑞、钱亦石也代编过一段短时间。

韬奋出国的两年间，生活书店在胡愈之、徐伯昕等人筹划下，出版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1934年和1935年共出版图书200多种，其中包括郑振铎主编的大型丛书《世界文库》12大本。杂志方面除了号称生活书店四大期刊的《文学》、《世界知识》、《太白》（陈望道主编）、《译文》（黄源主编，实际是鲁迅主持）外，还出版了由陶行知出面而由戴伯韬（白桃）主编的《生活教育》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以及继被封的《生活》周刊而发刊的《新生》周刊（杜重远主编）等，图书方面，1935年2月又请张仲实担任编辑部主任，陆续编辑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着作和“青年自学丛书”等丛书，生活书店的声誉因此大振，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韬奋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对诸位同事的努力和书店的大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很高的评价，称为“本店发展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1936年9月，生活书店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选举韬奋、徐伯昕、王志莘、杜重远、张仲实、孙梦旦、陈锡麟、李济安、周积涵、孙明心、张锡荣为委员，选举张仲实为主席，徐伯昕为经理。11月，增请甘蘧园为副经理兼总务部主任。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生活书店职工大部分西撤至武汉，只留下少量职工，主要承担造货任务。在内迁汉口的一年多时间里，生活书店因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而有了空前的发展。分支店由两个累计曾增加到56个，职工由六七十人增加到三百余人，所出书刊深入到穷乡僻壤，影响及于国内外。在书店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1938年1月成立的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以韬奋、胡愈之、钱俊瑞、金仲华、范长江、柳湜、张仲实、沈兹九、杜重远、钱亦石、王纪元为编委，公推胡愈之为主席。4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先在广州、后移上海编辑出版，加强了领导，明确了编辑出版的方针。

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同人教育，1938年7月1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实际上是8月1日起迁到重庆冉家巷16号后才正式开始工作。1938年1月22日在汉口由总店出版的油印内刊《店务通讯》，也正式成为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机关志”，受到了韬奋等书店领导的高度重视。自第21期起，韬奋基本上每期在上面发表一篇“谈话”，对书店内部管理的大政方针和各种实际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后来，韬奋从中选择了40多篇按主题加以归并，以《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的名义出版，受到了业界内外的广泛好评与欢迎。

《店务通讯》第1期 选自《店务通讯》韬奋每周谈话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

生活书店的大发展，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惧，随即加剧了迫害的步伐。早在上海的时候，生活书店就是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中的一个目标。1931年，《生活》周刊被密令禁止邮寄，两年后更遭查封。查禁书刊的事也时有发生。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会上有人公开叫嚷：“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穷乡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指国民党）的文化事业却等于零，不能和它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从此，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就变本加厉了。封店、捕人、禁书，一年多时间，就把蓬勃发展的生活书店几乎摧残殆尽。到1941年2月，生活书店在国内仅剩下重庆一处了。国民党政府高层还亲自找韬奋谈话，逼迫他加入国民党，并且要求他把生活书店与国民党的正中书店合并，但都遭到韬奋的拒绝。在他愤然辞去参政员之职，秘密出走香港之后，他对生活书店的工作基本上已经无法过问。

1943年12月，在重庆成立了以读书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为核心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1948年10月18日，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下，三家书店又正式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直沿用至今。

创办《大众生活》

《萍踪寄语》在两年多的流亡生活中，韬奋实地考察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着作。他的思想起了一个质的飞跃，出国时思想上的某些“苦闷”问题已迎刃而解。从对比中，他深刻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没落和社会主义的必定胜利，对马列主义表示“无时不‘心向往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列着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后来把这些读书笔记整理编译为《读书偶译》出版。书中高度评价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鲜明地提出了克服个人主义的口号。在实地考察的同时，韬奋还放弃休息，挤时间撰写文章陆续寄回国内发表，这就是后来分为三集出版的《萍踪寄语》（一集主要写英国，二集主要写德国，三集全部写苏联）。1937年，他在狱中又继续完成了《萍踪忆语》，如实记载了他在美国考察的见闻。当时，韬奋已经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事物，加上他那新闻出版工作者特有的敏锐和深入钻研精神，所以，他的这些着作与那些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记游文章不同，能够洞幽烛微，深入事物的本质，而文笔又优美流畅，很自然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得以一版再版。周恩来同志有一次曾亲自对韬奋谈起《萍踪忆语》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萍踪忆语》内容丰富的。”

在考察途中，韬奋也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争取世界革命民主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他在访问莫斯科时，曾托萧三给高尔基送去了他编译的着作《革命文豪高尔基》和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信中介绍说，在中国“正进行着一次真正的革命”，他办的《生活》周刊，“是在中国鼓吹社会主义，同情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它必须在各种伪装的方法之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因为它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上海出版的。”这封信，对于我们阅读韬奋的着作、理解韬奋的思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