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实践4

《生活日报》之一

尽管如此,韬奋希望“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的想法并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取消,而是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

1936年,胡愈之从香港给韬奋写信说,那里的白报纸比上海便宜许多,是办报的一个有利条件。韬奋就派了毕云程去调查。毕云程通过胡子婴的介绍,认识了天一味母厂驻港办事处的经理甘蘧元,圆满完成了任务,使韬奋下了去港办报的决心。此时,蒋介石正打算胁迫韬奋到南京去做“陈布雷第二”,韬奋因为拒绝而难以在上海立足,只能再次流亡。韬奋与徐伯昕、毕云程开了一个生活书店理事会临时会,正式决议派韬奋去香港筹办《生活日报》,派毕云程去香港筹办安生书店。3月,他们先后到达香港,住在香港跑马地山光道的一幢公寓里,这里便成了《生活日报》的筹备处。通过朋友的介绍,取得蔡廷锴在香港办的《大众日报》的支持,愿意提供印刷的方便,免除了买印刷机的负担,《生活日报》的筹备进程就大大加快了。4月,即由安生书店担保,办理了登记手续,5月中,人事配备齐全,由韬奋任社长,毕云程任经理,胡愈之任主笔,国际版编辑金仲华(一说为总编辑),国内新闻及本港新闻编辑王纪元、恽逸群,副刊编辑柳湜,助理编辑有林默涵、王永德、刘礼敬、毕平非等,营业部主任甘蘧元,会计张锡荣。(《韬奋挚友毕云程》136页、221页)6月7日,《生活日报》正式出版,同时还出版了《生活日报星期增刊》。至此,韬奋终于实现了他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夙愿。

《生活日报》的“前进”副刊

韬奋给《生活日报》定下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虽然《生活日报》只存在短短的55天时间,但是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活日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批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降主义等各种不正确主张,发表了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写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长篇文章,韬奋并且与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充分阐述了他们希望全国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

《生活日报》在编辑方面也有它的特点。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独创性。正如陶行知的《送生活日报》诗所云:“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问有什么好处?玩的不是老套。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笔杆一致对外,不肯胡说乱道。”

《生活日报》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进步立场。韬奋希望把《生活日报》办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所谓“人民的报纸”“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什么叫民治?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二是十分注意报纸言论的广博,韬奋主张报纸“每天除了正确精警的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彩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凡是“一切和一般民众生活有关的问题”,都应该涉及。三是报纸的内容广泛而统一,没有割裂和矛盾的现象。各个版面,从内容到形式,能够“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态度”,新闻选材,硬性文字和软性文字分配均匀,使读者不感到繁复,不感到纷乱,不感到干枯,也不感到轻薄。四是文字的大众化。为了“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韬奋要求记者和作者尽可能用口语文来写论文和新闻,表示“现在完全用口头文的报纸还没有,我们要来首先作一个榜样”。五是不为赚钱滥登广告。《生活日报》招股启事由于香港地处一隅,尽管《生活日报》每日发行两万多份是当时香港报纸中最高的,但不能面向全国,宣传受到限制,加之报社资金也不足,《生活日报》出到7月31日第50号便自动停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出至第8期,从1936年8月2日第9期起改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出版了3期。韬奋原来设想《生活日报》迁到上海,扩大资金,继续出版,因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未能实现,只是从8月23日第12期开始,把《生活日报周刊》再改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并且从第22期起,由8开本改为16开本。韬奋主编至27期,因11月22日被捕入狱,第28期由金仲华主编,随即刊物又被封禁。

值得注意的是,韬奋在他将《生活日报》迁移到上海的计划中,对于“理想的《生活日报》”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设想。譬如理想的《生活日报》的“三个必须”(“必须是反应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等,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创办《抗战》与主编《全民抗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更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1月22日深夜,韬奋和救国会另外六位韬奋自述生平的《经历》

领袖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一起,被法租界巡捕逮捕,随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韬奋等人被非法监禁于上海、苏州监狱达8个月之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爱国入狱”案——“七君子事件”。直到翌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爱国人士的坚决斗争下,韬奋等七人才于7月31日胜利出狱。在监禁期间,韬奋乐观而坚定,在法庭上痛斥卖国投降的检察官之流,宣传爱民救国的真理。他还在狱中写成了《经历》、《萍踪忆语》、《读书偶译》等书,给许多探望他的人题词,表现了热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国民》创刊号

《生活星期刊》被查禁后,生活书店又于1937年5月7日出版了《国民》周刊,名义上是谢六逸主编,实际是由张弼(张明养)编辑。刊物以大量篇幅刊登“七君子”在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各界人士的援救情况的报道,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从第14期起,设立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包括韬奋、范长江、胡愈之、钱俊瑞、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张仲实、金仲华、谢六逸、张弼、王纪元等名家。“八一三”后,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国民》周刊出至11月19日的第19期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