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实践1
3. 光辉的实践
韬奋一生共办了6刊1报1个书店。他在新闻出版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正是从他的这些光辉实践中得来的。适当了解他的这段经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他的思想。其中早期主持的《教育与职业》，因为我没有见到过这刊物，没有发言权，现将其余韬奋主持的报刊和书店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兴会淋漓主编《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本来是中华职教社于1925年10月创办的一张4开小报，由刚从美国学银行学回国的王志莘兼任主笔。“生活”这名称是杨卫玉想出的，《生活》周刊第1卷第1期由黄炎培题字并写创刊词。其中说： “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希望通过办《生活》，逐渐解决人们物质上、精神上的问题，“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 合力以谋此问题之渐解”。不过，实际上的《生活》周刊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载从各报上搜集来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前面有一篇数百字的评论，再配有一两篇一两千字的论文。第一年，这个刊物每期只印二三千份，多数是免费赠送职教社社员，因此社会影响很小。
韬奋最初也不过是轮流帮助给《生活》周刊做文章的一人而已。1926年10月，王志莘要到工商银行去任职，无暇兼管《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韬奋作为职教社的编辑股主任，责无旁贷地挑起了主编的担子。他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生活》周刊第二卷合订本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的把它收容下来。”并且“一团高兴地聚精会神地执行我的保姆的职责”。本着他一贯实行的“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好”的原则，接手之后，就“好像乐此不疲似的，常自动地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使《生活》周刊的面貌很快改观，发行量直线上升。
生活书店早期出版的《小言论》韬奋首先对《生活》周刊的内容和形式作了重大改革。他说：“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从第2卷第1期起，开辟了“读者信箱”栏，韬奋把办好这个专栏称作“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满腔热情地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极大信任。从《生活》周刊第2卷第47期起，韬奋又开辟了作为刊物社论的“小言论”专栏，每期一篇或几篇，直到1933年7月被迫出国流亡为止，全部由他自己执笔。他曾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
在编排形式方面，韬奋也不断有所改革和创新。如从1928年6月17日第3卷第31期起将4开小报由一张增加到一张半，1929年12月1日从第5卷第1期起又改为16开册子形式，从1932年7月2日第7卷第26期起，每隔一期增加4到6页的影写版精美画报；另外，在编排上也精心设计，基本上不搞转版，使图文作恰当的配合等，让读者阅读起来既方便，又舒服。
《生活画报》
最初，《生活》周刊名义上由杨卫玉兼管，实际上参加工作的只有两个半人。除韬奋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半个”是指孙梦旦，因为他每天有一半时间兼职教社的工作，只有半天用来管《生活》周刊的财务。徐伯昕原是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的学生，毕业后即被留在职教社工作，《生活》周刊创办时，他是王志莘的助手。后来，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他都是韬奋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尤其是在印刷发行和经营管理方面，更有着独特的才能和突出的贡献。韬奋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说：“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
开始时，韬奋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着述。最初刊物影响小，又没稿费，外界投稿很少，往往全期的文章都由他这个“光杆编辑”包办。韬奋在《生活史话》中回忆说： 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功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为了写好这些文章，韬奋“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不仅如此，“光杆编辑”还要兼“光杆书记”，答复读者来信。韬奋“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韬奋当时工作是何等繁忙、艰苦，又何等负责任。
《生活画报》双十特刊
在韬奋的努力下，《生活》周刊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和职业修养的商讨，基本上没有越出职业指导或职业教育的范围。后来，由于韬奋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九一八”之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抨击不遗余力。正因为如此，才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拥护，销售量逐年猛增，1927年为2万份，1928年为4万份，1929年已达8万份，1931年则达到15.5万份，创造了旧中国杂志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生活》周刊终刊号生活周刊社开始时物质条件很差，办公室只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里面摆上三张办公桌就塞得满满的了。韬奋说，这里就是他们的“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和“会议厅”。随着《生活》周刊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情况的改善，人员也逐渐增加。1928年10月，由杨卫玉请了黄宝珣来协助做文书工作，11月，招收了第一个练习生陈其襄。1931年4月，复旦大学毕业的艾寒松来担任了总务主任，在韬奋出国期间，编务工作便由艾负责，而每期“小言论”的撰写任务，则由胡愈之承担下来，直至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被封。胡愈之还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写了不少其他文章。《生活》周刊最盛时，工作人员曾达到30多人。人员增加后，反过来又促进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创办生活书店
从1928年6月起，生活周刊社应读者的要求，开始将《生活》周刊上比较精彩的文字分门别类汇编成书出版。第一本出版的书是曾在《生活》周刊上连载的韬奋翻译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以后又陆续出版了韬奋的译作《一位英国女士与孙先生的婚姻》、《读者信箱外集》、《小言论》等。另外一方面，由于《生活》周刊真诚地为广大读者服务，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和高度信任，寄钱来要求代买书刊、文具用品或其他物品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韬奋提出并经大家同意，于1930年9月1日，正式成立了“生活书店书报代办部”，由原在文明书局任职的严长衍主持。韬奋说：“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经过两年的努力，书报代办部有了迅速的发展，除代办外社的书刊外，还发行了《生活》周刊社自己编印的图书近20种，人员也有了增加。于是，在1932年7月1日，就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社址设在环龙路80号。9月10 日，迁往环龙路环龙别业（今南昌路212弄） 2号。同年11月12日，鉴于《生活》周刊要被查封的风声很紧，生活书店又与《生活》周刊社分开，从环龙路迁到法租界的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43弄弄口），挂出了“生活书店”的招牌。招牌上“生活”两字用的是黄炎培为《生活》周刊题的字，“书店”两字则是徐伯昕仿照黄炎培的字体写的。1933年7月8日，生活书店举行第一次社员大会，宣布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并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签订脱离关系契约。大会选举韬奋、杜重远、徐伯昕、毕云程、王志莘为理事，第一次理事会选举韬奋为总经理。“生活出版合作社”在出版界较早实行股份制，对外仍称生活书店。7月14日，韬奋被迫出国流亡，社务由徐伯昕代理。12月1日，生活书店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593号， 1934年9月，再迁到福州路384弄4号。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书店总部又先后迁到武汉和重庆。
生活书店最初规模很小，登记资本只有2000元，是生活周刊社几年来的全部积余。几年工夫，事业迅猛发展，收受期刊预订费和邮购户的购书存款常有数万元之多，营业收入也大为增加，到1935年12月向国民政府实业部作商号注册时，资金已达15万元，领到的执照为“设字8760号”。韬奋后来曾多次说生活书店是“空手起家”的，指的就是这个事实。
生活书店成立时的章程及第二年的合作社章程，都是中共党员胡愈之起草的。胡愈之原来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主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韬奋曾在《店务通讯》上撰文介绍说：“胡主席（按： 当时胡愈之任生活书店的编审委员会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们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韬奋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的斗争中，逐步找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并在临终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这固然主要是他本人一生努力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结果，但是，中共党员胡愈之成为韬奋的挚友、早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