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中成长

2. “练习”中成长

韬奋说自己“差不多出了学校就踏上编辑之路”，应该是指他1922年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之时。其实，认真算起来，他“踏上编辑之路”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据他在《患难余生记》中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上海学生联合会办有小型日报，由潘先生（按： 指潘公展）主持其事，我也在编辑部帮忙，他时常要我们这班‘客串编辑’写些文章。”（《全》#10，861页）可知，当他1919年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起了“客串编辑”。这个“小型日报”有人说是《学生联合会日刊》，但是我没有见过，因此，不知道韬奋在其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

韬奋在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编辑之路”之前，因为新闻界方面一时既没有相当的机会给他尝试，他就开始实行“走曲线”就业的策略。他先是经毕云程介绍，到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和上海纱布交易所去当英文秘书。每天只要“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月薪倒有120元，但韬奋并不满意，仍然设法争取进新闻界。他说：“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不久便得到了一个三星期练习的机会。当时，韬奋的约翰同学张竹平正在做《申报》的经理，韬奋便去找他，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留意相当的机会。张竹平对韬奋在学校时的成绩非常清楚，于是，先拿了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让韬奋翻译。韬奋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张竹平看后表示满意，送了韬奋20元钱稿费，同时叫他再等机会。不久张竹平又来请韬奋去申报馆帮忙处理积压的英文函件，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不算是正式职员。韬奋就在每天下班后，再跑到申报馆去“上班”。要求韬奋处理的英文函件大都是关于广告方面的，先由张竹平口述答复的大意，再由韬奋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韬奋认为，张竹平的英文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而且办事的态度特别认真。他要求韬奋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用很有表达力的字句写出来，如果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满意，哪怕韬奋的复信打到了一半甚至全部打好，还是一定要求重新来过。有时候，他想出了新的意思，也会要求韬奋重打！总之，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 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韬奋就这样每夜被折腾到十点钟，累得精疲力尽，好像大病初愈似的。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韬奋帮张竹平把堆积的英文信件全部清理完毕。除了物质上的报酬外，韬奋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全》#7，170页）韬奋并且认为，1927年，张竹平拉他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

在申报馆虽然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但仍然未能圆了韬奋的新闻梦。于是，他又凭着在中学校里教英文时的好印象，想从教育界方面找机会。“主意打定之后，便向这条路线进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辈黄任之先生。”虽然韬奋只是在学校听黄先生演讲时见过一面，更说不上什么“交情”，但是他“仍旧大着胆写一封信去试试看。事有凑巧，那时黄先生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才，我的‘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 （《全》#7，172页）黄炎培收到韬奋的信之后，便约他去谈了一次，还向他要去了几本刊有他的中英文作品的《约翰声》，并且向约翰同学调查韬奋的为人。不久黄炎培便根据考察研究的结果，决定请韬奋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去担任编辑股主任。由于当时职教社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出60元的月薪，所以还通情达理地同意他只做半天。韬奋的任务主要有两种： 一是主持职教社所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一是主持编辑“职业教育丛书”。此外还要每半年编写一册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英文小册子，寄往各国教育机关作宣传之用。还有半天，韬奋则在附属于江苏省教育会里面的科学名词审查会中编辑已审查过的各科名词。所谓编辑各科名词，其实只是将已经用铅字印好的英、德、法、日以及中文译名的各科名词，按照字母顺序排好，然后一条一条地贴入一本空白的纸簿上，以备排印。这工作虽然很机械呆板，但韬奋仍然很认真地干。例如字母的前后不要弄错，各条的名词裁下之后，贴时不要有所遗漏，半天的工作不要有间断。这里已经体现了韬奋从事编辑工作时的认真负责精神。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韬奋的印象很深。他第一次编译“职业教育丛书”，热情很高，劲头十足，他选的第一本编译的书是以贾伯门博士（Dr. Chapman）着的Trade Test做主要根据的《职业智能测验》。他先是买了几十种有关的英文参考书，接着就按照他在学校译杜威的《民治与教育》时的经验，“依据着英文书的内容和顺序，依样画葫芦似的把它翻成中文”，一鼓作气，译了约3万字，拿给黄炎培看，原来期望会得到称许，不料得到的却是一盆冷水： 黄先生第二天却拿着我的译文，跑到我的桌旁，对我所编译的文字作诚恳而严格的批评。他所指出的要点是： 我们编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的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而我所已写成的东西在编法和措辞方面都依照英文原着，合于英美人胃口的编法和措辞，未必即合于中国读者的胃口。我在那刹那间好像背上浇了一大盆的冷水……尽管韬奋当时“觉得一肚子的不高兴”，但是，他认为，“黄先生的话却有很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他指导青年时候那种心平气和轻声解释的诚恳态度，使我发不出脾气”。于是，他接受了黄的批评，“从头写过，写完了一万字就给他看，并把全书的纲要也写出来给他看。这一次的结果和上次同样地出于意外，虽则是在两极端的相反。他看后大加称赞，不但他自己欣赏，立刻还交给沈信卿先生看看，沈先生看了也大加鼓励。”韬奋说：“黄先生给我的这个教训，却很有益于我以后的着作方法，很有助于我以后办刊物时的技术，所以我特把这件事提出来谈谈。我认为这是有志着述的人们最要注意的一个原则： 在写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以后，韬奋在言论上、实践上都特别强调“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竭诚为读者服务”，显然与他这次“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一时期对他以后的编辑生涯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件事，便是他在《时事新报》任秘书主任的工作。1927年，张竹平接办《时事新报》，担任董事长，很想有一番作为，当时拉了不少名人，其中总经理是潘公弼，总主笔是后来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因为前面三星期的帮忙给张竹平留下的好印象，便请韬奋去担任秘书主任。这时的韬奋刚刚接手主编的《生活》周刊尚在起步阶段，事情不多，经过与职教社协商，韬奋辞掉了英文教员的兼职，并把《生活》周刊放在晚上编，白天则全天去《时事新报》上班。

秘书主任这个职务给了韬奋全面的锻炼。韬奋说：“白天在时事新报馆做的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因为我的工作几乎包括全报馆的内容。我的职责是秘书主任，除编辑部的通信稿外，全馆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办公桌上。关于全馆各部的来信，都先经我阅看，除应由总经理办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办外，其余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办法，分送给各部去办，各部根据情形，分别起草复信的底稿后，仍汇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由我核定后缮发。其中遇着要和总经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后决定办法。这样一来，我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说这个职责给我以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韬奋与新闻界已有了十几年经验的老报人潘公弼全天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在相处的一年中，韬奋说是“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他说：“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经验的丰富。他对于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因为他都经历过的。他在编辑方面，由校对到总编辑和总主笔，都干过；在营业方面，他也干过种种职务。因为他对于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问题的时候都有独到的见解。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时期内。”

韬奋认为： 自己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他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