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与准备1

1. 志愿与准备

韬奋说，他“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他在学校期间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首先是良好的品德基础。韬奋认为，要做好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一个人。1937年，他在谈到秋桐和他所办的《甲寅杂志》时曾说：“其实也只有《甲寅杂志》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后来秋桐反对‘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又办什么《甲寅周刊》，同样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呕！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捏造一个原则，做文章和做人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个要不得的人，原来能写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时写出来的也要变成要不得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好的文章不仅是有着好的写的技术，同时也离不开好的写的内容。而且还有一点似乎奇特而却也是事实的：那便是内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响到写的技术，因为只有理直气壮的内容才写得好，否则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丑态！”（《全》#7，146页）做文章和做人是如此，做编辑记者与做人也莫不如此。韬奋在学校首先是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他的修身科成绩一直是满分，每年都能够得到学校“优行生”的奖励。他向老师学习的也不单单是课业，而是自觉、积极地学习老师、同学的优秀品质。如他说自己受到主任教员沈永癯先生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 （《全》#7，132~133页）其次是广博的知识基础。由于特殊的教育经历，韬奋在校期间，既学习了文科，又学习了理工科；既有比较深厚的古文底子，又有比较扎实的英文基础。可以说是受到了难得的全面的锻炼。据记载，韬奋6岁的时候，由父亲为他“发蒙”，教他读《三字经》。后来，由母亲建议，又请了一位“西席”老夫子教他读“四书” 等古代文选。1910年与叔叔邹国珂一起考入福州工业学校（当时称“苍霞中学堂”），学习了国文、英文、算学等新式课程。1912年17岁时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下院（即附小），次年升入中院（即附中），1917年升入上院（即大学）电机工程科（系）。他父亲的意思是要让他在这个“工程师的摇篮”里造就成为一个工程师，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天性不适合当工程师，因而“并不专心于准备做工程师”，而是醉心于读书看报。不过，他的每门功课还是名列前茅，而且每个学期都因“成绩优异”而被评为学校的“优行生”。在南洋公学，由于校长唐文蔚先生对中西文化都十分重视，使韬奋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国学和英文基础。韬奋说：“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 （《全》#7，137页）1919年，他从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系）二年级转考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修西洋文学，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和顺利毕业。在圣约翰大学的两年，韬奋良好的文理科知识和英文基础更加扎实。他说：“我在约翰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韬奋的早期译作《民本主义与教育》

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诟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全》#7，158~159页）除了学校的课程外，课外大量阅读书报，则是韬奋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和开发自主学习潜能的重要方面，也是他的全能式的知识结构形成的重要来源。韬奋说：“我在准备做工程师的学校里面——虽则还在中学——并不专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却分着大部分的心力看这样的书，翻那样的报，和准备做工程师的工作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教师尽管教得好，实际的领略和运用，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干，从干的当中得到要诀，这好像游泳一样，只是听了算数是无用的，必须钻到水里去游泳，才有所得。我当时在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文，读的是古文。只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是不够的，所以对于什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所谓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在课外都完全看了一下。觉得其中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最喜欢的，一遇着可以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此外如《新民丛报》，梁任公和汪精卫笔战的文字，在当时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还有一部书也是我在当时很喜欢看的，说来很奇特，是所谓《三名臣书牍》，共有四册，是曾涤生，胡林翼，曾纪泽三个的奏折和信札。我却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觉得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达，对于他们处理事务的精明强干，尤其是物色人才和运用人才方面，感到很深的兴趣。” （《全》#7，139~140页）这些正是做一个编辑、记者所需要的比较理想的知识结构。后来他办《生活》周刊时，曾一个人用了十来个笔名作大大小小、亦庄亦谐的文章，就得力于他的这种广博知识基础不少。

第三是很强的写作能力。在小学时，韬奋的作文就很出色。在1914年7月由苏州振新书社出版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中，韬奋一人就入选了7篇之多，而且几乎都得到了教师的很高评价。如其中《唐高崇文讨刘辟军士有食于旅舍折人匕箸者即斩以徇论》，老师的评语是：“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隽才。”《诸葛武侯谓我心如秤论》，老师的评语是：“心明如镜，笔快如刀。具此识力，加以读书之功，便当前无古人。”到了中学，一方面受了国文教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另一方面由于读书看报，受到梁启超、黄远生等人的影响，他的作文更是经常获得教师的浓圈密点。

刊登韬奋文章的《南洋公学国文成绩》

韬奋读到中学初年级时，由于家境困难，“陷入了经济的绝境”，“我知道家里已绝对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挣扎，在挣扎中想起投稿也许不无小补”，于是开始了写稿救穷的自救道路。据他说，他首先瞄准的是《申报》刊登韬奋文章的《学生》杂志，曾用“谷僧”的笔名向冷血主编的《自由谈》投稿，主要是编译外文刊物上的材料。他说：“我觉得写作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这两点虽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点似乎比第一点还要重要。我这时在写的技术方面比较地有一些把握，但是因为经验的薄弱，观察的不深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于是我想个办法，到图书馆里去看几种英文的杂志，选译一些东西。” （《全》#7，142页）不过，据我与邹嘉骊同志查阅《申报》的结果，尚未找到“谷僧”的文章。

《申报》投稿的成功，更是鼓励了他写稿的积极性。“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投稿的新园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并且成了“当时在这个杂志里投稿最多的三个人”之一。（《全》#7，143页）《学生》杂志上刊登的韬奋文章

进圣约翰大学以后，韬奋还成了该校出版的月刊《约翰声》和英文年刊《约翰年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发表韬奋作品的《约翰声》

聘请韬奋为中文撰述员的《约翰年刊》

在韬奋正式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之前，他的各种译着从数量上来看，已经很可观了。后来，韬奋编辑、记者工作的得心应手，组稿、改稿、写稿又多又快又好，与这一时期扎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韬奋的部分着作单行本

第四是对办刊有一定研究。他在接手《生活》周刊时曾经说：“在未谈到这个孩子怎样长大以前，有些情形也许可先提出来说几句。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有一位级任教师沈永癯先生是最崇拜梁任公的。……凡是梁氏的着作，他都有，藏在好几个书橱里，承他异常地爱重我，常借那些书报给我看，后来我升入了‘中院’（即当时的南洋公学附中），还常到他那里去借书看，尤其喜看的是沈先生所存的全份的梁氏《新民丛报》。当时我的思想很混沌——说得更老实些，就是无所谓思想——但觉梁氏文字充满着动人的情感，看得津津有味，常在夜里看着舍不得释卷，熄灯后还违背校章偷点着洋蜡烛看。从此时起即梦想将来要做一个记者，随后凡遇着比较有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 （《全》#5，623页）可惜的是，对于如何“注意研究”的详细情形韬奋没有进一步透露，但由此可见，韬奋从中小学开始就已经“很注意研究”“有精彩的刊物”，这无疑也为他以后办好刊物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