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日报》2

《生活日报》诞生在今日，是以喇叭手的资格，高喊当前民族应走的道路，怎样走法。“前进”在这总的任务下，它分担的是报道以外的职责，即配合着报道，更广泛的反映实践发展的全面。……“前进”要反映实践的全面，以及实践发展的活泼性，它的内容自然也不能不是一种综合的，不局限于什么学术而是有极广大范围与具体内容的东西。

（《全》#6，352~353页，1936年6月）“前进”想做到篇篇文字是切合着大家的生活，能够实在替大家解决问题的。但并不偏重政治，经济，我们更注意的是生活，是方面很广，极具体，极一般的问题，用科学，文学，艺术各种形式表出，但都要集中在认识现实上。这刊物的性质，如果拿过去的附刊来比拟，有些像过去上海的《觉悟》，《学灯》，《动向》，北平的《京报附刊》，《晨报附刊》之类的东西，但因中国现实发展的阶段不同，所以在质的方面应该是更高级的，在编辑方面是更有计划，更活泼的。

“前进”的编者当忠诚的为一切朋友工作，使大家都前进，“前进”变为真正大众的刊物。

（《全》#6，370页，1936年6月）“生活日报”四字以前萦回于我们的脑际者几年，现在虽然得勉强开办，离开我们的理想至少有十万八千里。最大的原因是客观环境的种种困难。例如印刷方面不能如意，便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除客观环境的种种困难外，报的内容也离我们的标准太远，这是无可讳言的。

（《全》#6，382页，1936年6月）半月以来的“前进”我们已感觉质的方面很不充实，离我们的理想相差太远，自己十分不安。在排印上的错误，也使我们万分烦恼。

（《全》#6，406页，1936年6月）理想的《生活日报》：

必须是反应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

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

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因为是反应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所以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而不是仅由少数的职业投稿家和新闻记者包办一切。因为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触角，所以报纸的内容，应该是记载一日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大众的生活活动和希望要求。因为是人民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所以这报纸所登载的消息，决不是要人往来，标金涨落等等，而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出未来的《生活日报》的一个轮廓，一百二十层楼上面的《生活日报》编辑部，每天由飞机送来各地工厂通信员，学校通信员，农场通信员的专访通信。屋顶的短波无线电台每天收得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信。这些通信和电讯，报告了一日中全世界各地的生活活动。比方阿尔泰山的国营金矿，昨天生产多少纯金，扬子江上游的大水力电厂，生产二万华特的电力，都可以从每天的报纸上看到。国际新闻绝对不是由外国通讯社包办，而是由报馆直接组织了全世界的通信网。在南美或非洲无论那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十五分钟以后，就可以在《生活日报》上找到详细的正确的报告。

那时的社评，当然不会是主张抗日救亡之类（因为这问题早已不存在了），而是讨论由空气中吸收淡（氮）气应该如何增加生产，或者香港冬令工人休养地应该如何改良设备等等。

我们不希望销路十分大，每天大约是印五百万份，换句话说，平均每一百个中国人，有份《生活日报》。

报纸上面所用的文字，当然不会是目前那种方块字，把排字工友们忙得头昏眼花，而是另一种大众化的文字，并且是用机器排字的。

那时的《生活日报》，也不会只在一个地方出版，至少同时在十个地方出版，就是南京，北平，沈阳，库伦，迪化，拉萨，广州，新嘉坡，汉城和盘谷。有几个地方出版的报纸，也许是用蒙古文，西藏文，朝鲜文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

（《选》，116~117页，1936年6月）新中国的创造过程，必然地要经过很艰苦的努力奋斗，不仅是少数人所参加的努力奋斗，需要大多数的民众共同团结起来的努力奋斗。《生活日报》既是大众的孩子，他的生命前途又是和新中国的创造相依为命的，他所要经过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选》，120页，1936年6月）我是《生活日报》的最初发起人。……我在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间，在上海编辑《生活》周刊，颇得国内外读者的嘉许，在七年中间，销数从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万份。

（《选》，121页，1936年7月）《大众生活》虽然停刊了，我和朋友们仍旧想从新闻事业上面，努力奋斗，以期贯彻抗敌救亡的大目标。又经友人相告，在香港创办日报，可以得到香港政府的准许，此外又有其他种种便利。于是我的数年前的希望复活，想在华南试办《生活日报》。我于本年四月间一面登报招股，一面亲自跑到香港筹备一切。承蒙华南许多朋友们的帮忙，国内外同情本报人士的爱护，到了六月七日，《生活日报》居然在南国的一个海岛上出世了。本报出版以后，各方面纷纷来函加以指导和赞助，销数虽然不算十分多，但创办不到两个月，也已经可以和华南第一流的大报比拟。尤其是本报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鼓吹抗敌救国，为全国人民大众所一致嘉许。这证明我们几月来的埋头苦干，并不算是白费了。

（《选》，123页，1936年7月）本报创刊后一个半月以来，在社论和新闻中屡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须从开放民众运动入手，而且始终反对以抗日的名义进行内战。……此外本报虽然接到官方包办民众运动之类的消息，但在发表的时候，却非常审慎。这是本报忠厚待人之道。

（《全》#6，649页，1936年7月）根据这些经验和读者的要求，我们重新加以考虑，方才决定将本报迁移上海，扩充范围，增加资本总额为二百万元，一面进行募股，一面呈请登记，筹备出版。但本报创办不久，内部工作人员不够。要在上海筹备大规模的日报，则在香港编辑发行，必难以兼顾。我们乃决定从八月一日起停止在香港发行，等在上海筹备好了以后，继续出版。在筹备时期内，原有的《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仍暂在香港发行。这是我和朋友们创办《生活日报》的第二个阶段。

（《选》，124页，1936年7月）本报移到上海以后，如何改良内容，如何推广销数，以及一切发展计划，现正在研究中，将来当在《生活日报周刊》上随时发表。现在不妨摘要奉告一切同情本报的读者。

第一，我们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所谓“人民的报纸”当然不是倚靠大老板出钱的报纸，也不是有党派背景的报纸。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什么叫民治？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乃至我们日报的资金来源，会计收支，内部组织，推广方式，也必须做到绝对的民治。我们日报的股东姓名和认股数目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股东自己不愿披露真姓名的，作为例外）。我们日报每天的印数销数，也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什么叫民有？我们要设法使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做《生活日报》的股东。我们希望四万五千万同胞都把《生活日报》看作大家的公物。希望投资本报的人要非常广泛，甚至只出得起一个铜子或一角钱的，也可以投资。关于大众的投资，我们已想好一个适当的办法，等我们详细的计划好后，再行披露。什么叫民享？就是《生活日报》要使大多数的人民，都能够享用。因此本报的售价，要定得非常低廉，尽可能使一切识字的同胞都可以定阅一份。本报的内容要完全适合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专供少数人的鉴赏。

第二，本报的言论，必须反应全国各界人士的要求和意见，而不是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来说话。本报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但是不能一步离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至于本报的新闻，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当力求迅速而正确。此外本报主要任务之一，是提高大众文化。所以本报以后要竭力注意学术版（就是一般所谓“附刊”或“报屁股”），尽量设法介绍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

第三，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口语文来写论文和新闻。现在完全用口头文的报纸还没有，我们要来首先作一个榜样。我们要注意最落后的大众。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第四，本报的形式，即不主张摹仿大报纸，而主张用中型纸或小型纸，这样不仅携带，装订，保存，检阅，都非常便利，而且可以撙节纸张的耗费（我们应该知道现在我国还不能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报纸，一切印报的纸，都是舶来品啊！）减低报纸的售价，节省读报的时间。此外编制方面，打算力求统一化，系统化，以避免凌乱芜杂的毛病。

第五，在广告的登载及选择上，《生活日报》也要显出它的特色。……第六，我们要使《生活日报》，成为全国销行的报纸，使中国人所到的地方，不论穷乡僻壤，天边海角，都看得到《生活日报》。……最后本报的目的和任务，在于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而在现阶段内，尤当以全力促成全国团结抗敌救亡的实现。无论遇何种困难，受何种压迫，本报此种的目的和任务，决不有所变更。现在特在这里重行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