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日报》3
（《选》，124~127页，1936年7月）韬奋为创办《生活日报》曾于本年五月间，在各报登载启事，招募股款。当时额定资本为十万元，国内缴股于七月卅一日截止，国外于八月卅一日截止，在资本未募足以前，由韬奋个人筹借款项，于六月七日起，在香港先行试办《生活日报》。出版以来，颇承海内外读者嘉许。惟因香港地处南隅，交通不便，新闻采访与发行推广，均多困难。因此决定于八月一日起，迁移上海，呈请登记，筹备出版。……乃决定重订《生活日报》发展计划，增加资本额为国币两百万元，迁移上海，筹备出版，并在上海设立《生活日报》筹备处，继续扩大招股。……又韬奋在香港办报，所用款项，悉由个人借垫。
（《全》#6，455页，1936年7月）本报在香港创刊以来，到今天为止，已是五十五天了。……回想过去五十五天的情形，虽然时日很短，但是我们却也经历了不少波折，遭逢了无数困难。本报开办不久，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初次来南方办报，地方情形不熟悉，因此在编辑印刷发行的技术方面，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难关。……这五十五天的工作，虽然并不轻松，可是我们却非常愉快。因为我们从这短时期的工作中，却得到了无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经验和教训又证明了我们的劳力并不是白费的。
就报纸本身来说，我们的经验是只要继续不断地刻苦干着，没有一事不会得到成功。四五年来本报发起创办所经历的困难波折……直到本报在香港创刊的时候，也还有许多友人替我们担心，以为靠我们这一点力量，一定不能办好一个日报。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我们是成功了。虽然我们不能满意于目前我们的报纸，但是至少还没有使读者大失所望。而且经过这次的实际教训，我们将来在上海继续办报，也更有了把握。
（《全》#6，456~457页，1936年7月）我们既要使《生活日报》成为大众的日报，对于社会所要忠实遵守的第一原则是绝对公开。
（《选》，129页，1936年8月）七八年来，我的脑际总萦回着一个愿望，要创办一种合于大众需要的日报。
（《全》#7，262页，1936年8月）《生活日报》也有它的背景，不是少数人的，也不是一党一派的；他所有的是中国的最大多数老百姓的背景，它所积极图谋的是中国的最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选》，130页，1936年8月）但是要先把《生活日报》试办起来，是不能不用钱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几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好友商量，由我们几个人辗转凑借了一笔款子，经过一个多月的特别快的筹备苦干，到六月七日那一天，七八年来梦寐萦怀的《生活日报》居然呱呱堕地了！其实在香港的读者和它第一次见面虽在六月七日的早晨，而这个孩子的产生却在六日的深夜。那天夜里我一夜没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里的工场上去。我亲眼看着铸版完毕，看着铸版装上卷筒机，看着发动机拨动，听着机声隆隆，——怎样震动我的心弦的机声啊！第一份的《生活日报》刚在印机房的接报机上溜下来的时候，我赶紧跑过去接受下来，独自拿着微笑。那时的心境，说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这枝秃笔所能追述的！
（《全》#7，263~264页，1936年8月）我们的报馆一面要迁就热闹市面的附近，一面又出不起那昂贵的屋租，所以便选定了一个零星贫民窟里的一条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许已为诸君所耳熟的利源东街二十号。……屋子当然是脏得不堪，但是因为包括铺面的关系，每月却要租一百块钱。我承蒙一位能说广东话的热心朋友陪着到经租账房那里去，往返商量了好几趟，在大热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几次大汗，总算很幸运地把每月屋租减到九十块钱。
（《全》#7，266~267页，1936年8月）同时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警务处曾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香港政府设的），叫检查处每天要把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他们的意思以为已经检查过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毛病，被检查抽去的东西便一定要露出马脚来，一旦被他们捉着可以借口的证据，那就可以开刀了！这可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的紧张。……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是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办报却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全》#7，272页，1936年9月）此外还有一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广博的言论。说得比较具体些，就是： 每天除了正确精警的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彩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
这种论文的部门要广，凡是政治、经济、财政、外交、军事、教育、交通、工业、农业、矿业、卫生、医药、体育、学术、思想、文艺，以及一切和一般民众生活有关的问题，无所不包。这种办法的优点很多： （一） 可以反映全国各方面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二） 可使学术专家根据他们的研究，或是事业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发表对于各种问题的心得；（三） 可以把种种学识经验借此广播于大众，大众每天看报，就好像每天在求学，在切磋；（四） 增加学术家和事业家努力的兴趣。
这类文字要注意短小精悍，通俗（极力使专门的学术通俗化，实在是专家对于大众教育应负的责任），切合于当前大家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有公式化的空论文章。
（《选》，131页，1936年9月）
一个理想的日报，编制要统一，内容却又要广泛。
过去的中国，不管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都显露出分裂和不平衡的现象。这分裂和不平衡的现象往往在报纸上面反映出来： 在编制方面，往往分成国内新闻，地方新闻，本埠新闻，教育新闻，体育新闻，附刊等等无数栏目。同是一条新闻，往往在各栏重复互见，甚至互相抵触。有的时候在附刊里鼓吹新文字，而社论里却主张读经复古。这种编制方式，会教读者头昏脑胀，莫名其妙。将来《生活日报》的编制方式要尽力避免这种分裂和不平衡的倾向。言论、新闻和附刊，要打成一片，采取一致的态度。新闻选材，硬性文字和软性文字要分配均匀，要使读者不感到繁复，不感到纷乱，不感到干枯，也不感到轻薄。
（《选》，131~132页，1936年9月）
《生活日报》的编制要注意统一性。但是统一并不就是专制独裁，并不就是偏隘武断。相反地，《生活日报》的内容要尽力顾到广泛性。只要在法律许可的限度以内，《生活日报》的言论，打算使各党各派的主张意见，都有发表出来以听取民众公判的机会；《生活日报》的新闻，打算把一切和大众生活有关的重要事变，自宇宙之大以至苍蝇之微，都兼收并容。
《生活日报》是民众的报纸，民众的生活是多方面的，《生活日报》也就是这多方面生活的反映。可是民众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生活日报》的编辑方式和内容，自然也是要针对着这个共同的目标而求得统一。
（《选》，132页，1936年9月）《生活日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我们要尽可能用语体文来写一切文字。在现在，完全用语体文来写的日报还是没有，我们希望《生活日报》能做一个榜样。
我们要竭力注意文化落后的大众。至少每天《生活日报》的一部分，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农夫们、工友们、妇女们，都能够看得懂。我们并且欢迎这些文化落后的同胞们给我们写通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
（《选》，133~134页，1936年10月）（《生活》周刊）“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最有趣的是后来办《生活日报》，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
（《选》，328~329页，1939年10月）许多读者因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个具有同样精神的日报，都抱着满腔热诚来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达到十五万元以上。
（《选》，346~347页，1940年5月）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际，却因“迫于环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罢，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国。当时因为开办遥遥无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发还，并且把存款于银行所得的利息，也一并归还给投股者。我们在经济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随便，但是不能如许多读者多年的期望，创办一个他们所想望的日报，这个歉忱是至今还深深地存在着。（后来在香港试办的《生活日报》，是由本店单独试办的，详情见拙着《经历》书中。）（《选》，347页，1940年5月）为着推进救国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办了每期销数量多时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承办了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生活日报》。
（《选》，350页，1940年7月）
我到香港之后，便创办《生活日报》，同时，编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采用这样累赘的名称，因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词，在内地发行才不受阻碍。）当时的香港，文化园地非常荒凉，和在抗战以后的情形相差很远，当日报每日销数最多的不过五六千份，《生活日报》一出版即每日销到二万份，已震惊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当时的香港究竟不宜于全国性的报纸，日报寄到内地，在时间上已不免落后，而邮费又奇昂，因此《生活日报》每月亏本，亏到四五个月（按： 实际不到2个月），无法再亏下去，只得自动停刊。同时也因为救亡运动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实上也无法兼顾。
当时编辑部人马却相当充实，有金仲华、恽逸群、王纪元及柳湜诸位先生参加。后来胡愈之先生由法国回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人力相当充实，而财力却不够雄厚。《生活日报》原在上海发起，原定资本三十万，系两合股份公司性质，承各处读者踊跃投资，不到一个月已凑集资本十五万元以上。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闻而震惊，听说曾经开会讨论，想单独投资十万元，后来因知道是两合公司，虽多投资亦无法操纵，只得作罢。《生活日报》原可顺利产生，后因我受到政治的压迫，实际上办不起来，为顾全投资读者的利益即本报的信用起见，将存在银行的股款本利全部归还。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时，因系试办性质，系由生活书店理事会决定资助，结果在经济上是遭到相当的损失。
但是由于本报同人的努力，在推进救亡运动的效用却有着相当的影响。
（《全》#10，841页，1944年4月）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车回香港，临行时他说：“陈老总觉得文人生活艰苦，如你同意的话，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谢谢他的体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所以请他代为婉谢。
（《全》#10，844页，1944年4月）我们在港办报时，因资本有限，自己还买不起卷筒机，是租用《大众日报》的机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们的，当时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机又须和别人分用，所以相当吃力。
（《全》#10，845页，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