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生活》2

我们不愿意讳病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扬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尔无言。纵使因此而受到误会与攻讦，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与为这信心而不惜一切牺牲的决意是必能为读者诸友们共鉴的。《大众生活》是为了大众也是属于大众的一个刊物，我们不但热诚希望读者诸友随时赐予批评指示，同时也极望读者以见闻所及，研究所得，惠赐佳作。

《大众生活》这个老友从本期起是要和读者诸友继续见面了，我们要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为世界人类的光明前途，携手迈进，共同努力。

（《选》，244页，1941年5月）本刊对于读者来信有所询问或商榷，都尽其所知，竭诚奉答，除在本刊上酌量登载者外，并由邮径复。酌在本刊上登载的简复，多少含有值得公布的内容，倘若答复的内容完全属于个人的“琐屑问题”，毫无公开必要的，那就由邮径复，不在本刊上登载。

（《全》#10，106页，1941年6月）本刊是中国人权运动倡导者周鲸文先生所主办，在实际上反映了东北三四千万同胞对于国事的意见……（《全》#10，504页，1941年9月）本刊所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重要时事或国际问题，能时常贡献较有系统的分析和论断，以作读者的参考，更有裨益，以有限的篇幅，重复记载各地日报上已可看到的时事新闻，似不甚经济。

（《全》#10，530页，1941年9月）从这一期起。本刊的内容略微有了一些变动。……“漫谈”是从本期起新设的一栏，将分由多人轮流执笔。所谈的范围将极广泛，可算是介于原有的“专论”与“周末笔谈”二者之间的性质，用以补二者之不足。

对于新设的“大众之声”一栏，这里应该特别说明一下。由于本刊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一向我们虽尽量刊载各方文友投寄的稿子，但终不能不常感“遗珠之憾”，事实上，未刊出的来稿并不就是无发表价值的文章，而各地读者来信也有许多值得发表然而未能容纳进“信箱”栏中的。为了补救这遗憾，以后将在“大众之声”栏内尽量刊载值得发表的来信与来稿。但仍因篇幅关系，节删在所不免，这是要请赐信和赐稿的诸友原谅的。同时也就希望诸友以后都要言不烦地发表其意见。我们深信，由于这一栏的增设将能使本刊更能成为大众发言的场所。

……我们打算以后更多刊载各地通讯，而这是必须靠散处海内外各地读者的多多帮助的。

（《选》，250~251页，1941年10月）杜先生身在狱里，他所创办的《新生》也夭折了，我于是筹划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周年……《大众生活》便在这样形势之下，接着《新生》而撑起光芒万丈的火炬，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它的产生正在震动寰宇的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和全国澎湃，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前夕。

《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心青年，他们的重要着作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个代表时代性的刊物，它的内容是和当前时代的进步主调息息相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全》#10，834页，1944年4月）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 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全》#10，835页，1944年4月）我办《大众生活》的时候，他（按： 指王永德）就担任助理编辑……每日各处读者来信很多，有几位同事帮我料理，他也是一个，每日各信由我亲自阅看以后，口授答复要旨，他写作已很纯熟，常识尤为丰富，每日持笔作复数十信，在不声不响中办得妥妥帖帖，视为常事。

（《全》#10，845页，194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