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书店1

19. 论生活书店

讲到本社内部的组织，记者要很欣然地宣布，我们已采用了生产合作的办法了，具体的细则虽不能都在这篇短文里说出，但不妨就原则上大概的意思谈谈。我们全社的资产已归全体同事（连“茶博士”都在内）所公有，除短期的雇员外，现在本社的职工任职在六个月以上的都有做我们这个“合作社”社员的资格，也就是这个机关里的“主人翁”之一。本社资本每股十元，任何一个社员，至多不得过一千股，不到此数的每年将所得一部分红利加股，逐渐一同加到此数。新进职工，于任职时起，每月就其薪水中扣除百分之十，于任职满六个月时，并计作为入社的股份，以后继续每月扣除薪水百分之十，至入社满一年时，再行并计，作为增加股份。社员认缴股份所得享受的利益为股息，于每年总决算后，除应提之公积金，社员福利基金，及职工红利外，由社员大会依营业的盈余，议决按股分配股息。总之这个生产合作社的原则，以社员共同投资，经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生产为宗旨，除用在服务社会事业上的费用外，所得盈利归于全体。这虽不能算是合于理想的办法，但至少已没有谁剥削谁的存在，各人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着自己工作。

本社的信条有四：（一）服务社会，（二）盈利归全体，（三）以共同努力增进全体社员福利，（四）社务管理民主化。

（《全》#5，624页，1933年7月）本社的最大权利在全体社员大会，由社员大会选出理事组织理事会，由理事会互选经理，为理事会的代表，总揽社务，并由全体社员大会选出监察人二人，查核会计账目，并保障社员利益。这样，各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因为理事产生于全体社员大会，而经理则由理事中互选而来的。

我们这一群傻子的这一个组织，所以要这样挖空心思来尽量使它合理化，目的却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自己，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比较合理的组织，希望能对社会有更切实的贡献。

（《全》#5，625页，1933年7月）本社经济方面无问题，且现已改为合作社办法，职员即股东，股东即职员。

（《年谱》中卷，441页，1933年7月）在我们的合作社里，社员最大的股款不得过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没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话），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半）。

（《全》#7，204页，1937年1月）本店在组织系统上原来只有总店和分店（支店和办事处当然在内，以下相同），并无所谓总管理处（下简称总处）。自总店从上海移到汉口后，才想出总处的办法来。简单说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总店因抗战形势的变动，地址也随着时有变动，由上海移到汉口时，已把汉口分店合并起来，如将来移到别处，势必也把其他各该地的分店合并起来，这于其他各分店在组织和工作上是很不便的，所以为各地分店在组织和工作的一贯及便利计，索性将总店改为总处与直接有门市的各分店不相混，这样一来，总处尽管依事实上的需要而迁移地点，于各分店的组织和工作并不致相混。第二是因为分店逐渐加多，综合的事务也逐渐加紧，在客观的需要上，也有总处做中枢的必要。这样看来，很显然的，总处是完全为着本店整个工作上的便利和效率而设立的。其实现在的总处和以前的总店所不同之点，只是：（一）把门市部归并于所在地的分店；（二）其他部分的工作因分店的增加而较前扩大复杂起来。总处目前的组织分五部：（一）　总务部；（二）　主计部；（三）　营业部；（四）　编辑部；（五）　出版部。这五部的工作，都是综合整个本店（即包括各分店等机构）的工作，注重提纲挈领的效用。它和各地分店的异点只是责任和工作上的范围有广狭之分，而在性质上还是同样地为整个的本店工作和事业而努力。总处的主要任务，须特别注意本店各部门整个计划的规划与全盘中各项工作的考核指导与调整。一方面尽量容纳各分店工作同志的合理的意见，一方面尽力帮助各分店工作同志解决困难问题。

（《店讯》#22，116~117页，1938年8月20日）自抗战爆发一年多以来，我们的分店发展到三十余处，所出关于抗战书籍杂志至少在五百万册以上，但是以生活书店在社会上的信用与社会所希望于生活书店的限度，已往所做的工作只能部分地配合大时代的需要，绝对不能使我们满意的。

（《店讯》#33，302页，1938年12月24日）胡愈之先生是最初参加建立我们合作社的一位老同志，他已往虽因事未能经常在我们一起工作，但一向是极爱护本社事业，仍时常帮助我们的事业。最近来渝，很热诚地参加我们新计划的讨论，这是我们所最快慰的一件事。

（《店讯》#33，303页，1938年12月24日）其实生活书店所以能由生活周刊社的小小书报代办部发展出来，根本就是由于我们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我们办《生活》周刊的时候，似乎只是办刊物而已，但同时因为读者信任我们，常从天涯地角，不远数万里从海外托我们代买这个，代买那个，我们尽义务地代为选择，代为跑腿，代为包寄，不辞种种麻烦，很诚恳很认真地代为办到，当时所以自勉的也只是为大众服务而已。其中尤多的是嘱托我们代买书报，所以后来有书报代办部的附设，渐由书报代办部而产生生活书店。所以我们可以说生活书店是由为大众服务起家的。

（《全》#9，685页，1938年12月）现在总管理处分四部，即总务部、生产部、营业部及服务部。这四部都是根据当前的实际需要而设立的，总务和营业两部是原有的机构，用不着什么说明，比较新鲜的是生产部和服务部两部。生产部包括编校科、图版科、印刷科及材料科。为充实我们的文化生产及增强我们在文化上的贡献起见，我们对于生产这一部门必须作有计划的执行。从前不是没有计划，但是太不够，执行时也太没有规定的程序。以后每年有计划，依此计划每季每月都有详细的规定程序，须有认真的执行与切实的检讨。担负执行生产计划的是生产部。

其次请略谈服务部。严格说起来，我们的整个文化事业都含有服务的意义，但是为着维持开支起见，同时却不能完全抛开营业，所以我们特设立服务部，表示这一部门是完全尽义务，在现阶段我们特别注意两件事，第一件是战地的文化服务（包括沦陷区域），还有一件是代办的事情，为代办书报、代办印刷、代办发行等等。我们要在这一部门中慢慢扩充事业，例如流通图书室及文化问讯处等等。我们要在这一部门中对于广大的民众和士兵竭尽更大的力量与更大的贡献，这一部门的工作，我们的计划要远大，但是我们做法要从比较小规模做起，切切实实地做起。

还有一个新的改革，便是编辑部没有关于编校印刷等等技术的工作归于生产部的编校科，另设一个编审委员会，主持编审计划的规定与起草，加强编审工作的效能。编审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照料并督促重庆、桂林、香港及上海各据点的编审工作，同时在渝、港各设副主席一人，协助主席执行本会事务。此外，特聘编审委员若干人，除原有的什志编辑人外，并酌聘若干店外的作家担任编审委员。这些编审委员不是挂名的，都须在总的计划中负起一部分执行的责任。本会直属总经理。

总经理及经理之下设秘书处，由秘书主任主持一切。

最后，为整个店务的便于执行计，设西南区管理处及东南区管理处，主持各该区内的造货、发货及存货等等事务。

这是本店机构最近调整的大概，将来当有更详细的公布。我们希望经此调整后业务的效能方面能有较大的进步。

（《店讯》#35，335~336页，1939年1月24日）我们现在有社员百余人，而且散布各地……（《店讯》#38，387页，1939年3月4日）本社所采用的管理法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很丰富，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述，如仅就管理这一点来说，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简要的概念：一切原则的规定，要根据全体同志或大多数同志的公意，这是民主；原则既经规定之后，要有相当的负责人认真执行，共同遵守，这是集中。……什么是民主的纪律呢？就是根据公意的纪律。民主的真谛是：大家的事由大家来管，纪律的原则也是要根据大家的意思来规定的，不是由任何个人随意规定的，这便是民主的纪律。违反民主纪律，也是要受到相当制裁的。

（《店讯》#43，464页，1939年4月8日）本社及店的细胞组织，原有三个系统，我在以前曾经和诸同志提起过：一个是业务的系统，一个是社员的系统，还有一个是同人的系统。业务系统原来已相当的完备，目前仍在继续整顿与充实中。社员的系统和同人的系统，以前是比较地不完备，所以最近有“生活出版合作社小组会组织”与“生活书店同人自治会组织”的规定。

（《店讯》#43，465页，1939年4月8日）生活书店脱胎于生活周刊社的书报代办部……（《全》#9，89页，1939年4月）从此我们得一教训，我们必须抛弃只顾责任心而不顾健康的恶劣传统，我们要不做夜工，工作时间要从七小时减到六小时以至五小时，使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调济工作的活动，同时增加健康的设备。我们团体日益发达，同人的福利随着增加，只要在店的经济力量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

（《店讯》#45，500页，1939年4月21日）我们所以要有同人小组的组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更充分发挥民主集中的精神。